這里邊我們中方特別強調,作為一個媒介人,他應該具有講大道理,而少講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的這樣一個分別。也就是說有些事情,有些問題可能局部地看,它可能很有道理,但是把它放在一個大局里面,可能它的道理就不那么充分,也許就不值得講。我記得2000多年以前,我們中國的哲學家孔夫子曾經講過一句話,叫做父為子也,父親說了一句錯話,可能辦了一些小的錯事,可能有所不妥,但是作為子女,不要去斤斤計較,不要跟父親非得什么事情都理論得很清楚,因為這樣就破壞了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家庭的倫理關系,這樣的一種最基礎性的社會關系如果被破壞的話,那么可能他受到的損害比糾正一個父親說的一句不妥的話,可能要更多一些。就像我們國家的統計法一樣,它規定一個調查員入戶訪問來了解這個居民的經濟收入的時候,如果發現有任何所謂非法收入的話,他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利去舉報他,為什么?因為獲取調查的最重要的經濟信息,對社會和國家來說是最重要的信息經濟,他的責任就是完成經濟信息的獲取,而懲治犯罪、糾正錯誤,這有其他的部門和機制來解決。對于我們這樣負有塑造彼此間的形象、形成相互溝通責任的媒介人來說,具有大局意識,講大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這是一個應該建立的一個原則。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我們中方建議說,日中雙方在未來的民意測驗當中,建立一個新的調查項目,就是調查雙方媒介工作者他的這樣一種職業觀念,職業操守以及職業的一種內容,這種對于媒介的傳播,對于看到溝通方面存在哪些問題,有哪些限制,有哪些改善的余地是特別重要的,這就是中方的意見。
高原明生:在媒體對話方面,由我來向大家進行匯報。我們首先第一點就是關于民意調查,我們來看我們整個媒體所發揮作用的重要性,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又討論了關于釣魚島撞船事件,接下來是東日本地震問題。主要是我們以這些題材進行的報道,我們主要是進行了反省和反思。雙方都對于對方的報道方式進行評論,我們不只是做了這些,同時我們還進行了自我批判,這個是我們這次分論壇的一個主要的特點。
我們比如說福島核電站的核輻射問題,媒體到底對于政府的失誤是不是有一個最真正的責任的追究?這個是我們受到的一個主要的反思。除此之外,我們在釣魚島的漁船撞擊事件上,我們到底是不是在確認了事情之后再進行的報道,所以我們提出了這些問題,是讓我們非常感動的,雙方的媒體都進行了非常多的反省和自我批評,這個令我們非常感動。
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必須要共同擁有一種對于問題的共同認知,我們現在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也就是民族主義和媒體報道主義,我們媒體應該在這兩方面當中,想好把自己定位在哪里,我們作為一個記者報道的良心到底應該站在哪一方面上,怎么樣去平衡這兩個觀點才是最重要的。中方也給予了我們很多建議,比如說作為記者,我們作為媒體應該做一個民意調查當中,再加上這一項。我們不只是一年建一次,比如說我們在爆發釣魚島問題,或者是地震問題的時候,我們對于報道應該怎么樣去相互驗證,相互交流,我們應該更加頻繁地創造一種不是傳統的媒體,而是要創造一種新媒體,這個是中方給的我們一個非常積極的提議。
同時,因為現在我們兩國國情還不同,但是我們對于對方的國情還不太了解,雖然我們現在面臨同樣的政治局勢和經濟情況,但是對于中日兩國現在各自的國情都不一樣,所以我們要彼此對于對方加深認知和理解,但是我們到底是在為誰進行報道?如果這一點我們如果能夠相互認可的話,我們想中日媒體之間,會有更緊密的合作關系,我們日方也提出了這樣的意見,謝謝。
(來源:中國日報網 編輯:諶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