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邊我們中方特別強調，作為一個媒介人，他應該具有講大道理，而少講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的這樣一個分別。也就是說有些事情，有些問題可能局部地看，它可能很有道理，但是把它放在一個大局里面，可能它的道理就不那么充分，也許就不值得講。我記得2000多年以前，我們中國的哲學家孔夫子曾經講過一句話，叫做父為子也，父親說了一句錯話，可能辦了一些小的錯事，可能有所不妥，但是作為子女，不要去斤斤計較，不要跟父親非得什么事情都理論得很清楚，因為這樣就破壞了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家庭的倫理關系，這樣的一種最基礎性的社會關系如果被破壞的話，那么可能他受到的損害比糾正一個父親說的一句不妥的話，可能要更多一些。就像我們國家的統計法一樣，它規定一個調查員入戶訪問來了解這個居民的經濟收入的時候，如果發現有任何所謂非法收入的話，他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利去舉報他，為什么？因為獲取調查的最重要的經濟信息，對社會和國家來說是最重要的信息經濟，他的責任就是完成經濟信息的獲取，而懲治犯罪、糾正錯誤，這有其他的部門和機制來解決。對于我們這樣負有塑造彼此間的形象、形成相互溝通責任的媒介人來說，具有大局意識，講大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這是一個應該建立的一個原則。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我們中方建議說，日中雙方在未來的民意測驗當中，建立一個新的調查項目，就是調查雙方媒介工作者他的這樣一種職業觀念，職業操守以及職業的一種內容，這種對于媒介的傳播，對于看到溝通方面存在哪些問題，有哪些限制，有哪些改善的余地是特別重要的，這就是中方的意見。

高原明生：在媒體對話方面，由我來向大家進行匯報。我們首先第一點就是關于民意調查，我們來看我們整個媒體所發揮作用的重要性，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又討論了關于釣魚島撞船事件，接下來是東日本地震問題。主要是我們以這些題材進行的報道，我們主要是進行了反省和反思。雙方都對于對方的報道方式進行評論，我們不只是做了這些，同時我們還進行了自我批判，這個是我們這次分論壇的一個主要的特點。

我們比如說福島核電站的核輻射問題，媒體到底對于政府的失誤是不是有一個最真正的責任的追究？這個是我們受到的一個主要的反思。除此之外，我們在釣魚島的漁船撞擊事件上，我們到底是不是在確認了事情之后再進行的報道，所以我們提出了這些問題，是讓我們非常感動的，雙方的媒體都進行了非常多的反省和自我批評，這個令我們非常感動。

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必須要共同擁有一種對于問題的共同認知，我們現在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也就是民族主義和媒體報道主義，我們媒體應該在這兩方面當中，想好把自己定位在哪里，我們作為一個記者報道的良心到底應該站在哪一方面上，怎么樣去平衡這兩個觀點才是最重要的。中方也給予了我們很多建議，比如說作為記者，我們作為媒體應該做一個民意調查當中，再加上這一項。我們不只是一年建一次，比如說我們在爆發釣魚島問題，或者是地震問題的時候，我們對于報道應該怎么樣去相互驗證，相互交流，我們應該更加頻繁地創造一種不是傳統的媒體，而是要創造一種新媒體，這個是中方給的我們一個非常積極的提議。

同時，因為現在我們兩國國情還不同，但是我們對于對方的國情還不太了解，雖然我們現在面臨同樣的政治局勢和經濟情況，但是對于中日兩國現在各自的國情都不一樣，所以我們要彼此對于對方加深認知和理解，但是我們到底是在為誰進行報道？如果這一點我們如果能夠相互認可的話，我們想中日媒體之間，會有更緊密的合作關系，我們日方也提出了這樣的意見，謝謝。

（來源：中國日報網 編輯：諶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