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轉型難于開放
走向民主開放，最困難的問題不在于外，而在于內，第一個要說服的是心念臺灣安全的情治系統。民進黨在圓山飯店組黨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統第一時間就向官邸報告。我下午五點剛好被召見進屋里，搬個小板凳坐在經國先生床邊，轉述情治單位的報告。報告說：“黨外大佬康寧祥出來的時候也在喃喃自語：這回會抓人啰！”請示經國先生怎么處理？經國先生回了一句話：“抓人不能解決問題。”就此定下開放黨禁的調子。
另一個問題在黨與“政府”機關，并沒有趕上進度，積極調整體制，適應新的政治型態與選舉方式。例如，某次發生一個頗為重要的事件，《中央日報》卻沒有發社論表達立場，只拿過去墊檔社論充數。經國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會后走進主席辦公室，把秘書長、副秘書長、和時任文工會主任的我全叫進去念了一頓，指令調整中央日報人事。結果沒兩天軍方就傳達軍方的機關報《青年戰士報》要接管《中央日報》，人選告知是由《青年戰士報》社長張家驤接任。后來馬樹禮秘書長還是要我去向經國先生面報，張家驤雖然很能干，但開明時代不宜由軍方接管媒體，才換了黃天才來當《中央日》報社長。
回顧這段政治改革過程，經國先生其實已經摸出了門道。對待反對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臺面上要將激進者的主張逐步逐條的法治化，比如上街頭有集會游行法，組黨有人民團體法，警總等情治系統改制有國安三法……。在這些法令的制定過程中，自由派學者發揮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臺面下的溝通管道，了解不同人們的不同問題，一條一條加以解決，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決。
在政治改革的過程中，經國先生對我講過：“這事急不得，也緩不得，我有我的步驟，不可以讓臺灣人心浮動。”我相信，如果再多給經國先生一點時間，他會一邊推動警總人力轉型與現代警察的訓練，一邊加強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抓緊改革的方向盤跟油門，讓臺灣過渡到民主的過程中民眾與文官系統，都先經歷更好的訓練，擁有相當的經驗，充填了足夠的認識，培養了良好的習慣與價值，在保有良好體質與穩定社會的狀況下，平穩過渡。
很可惜的是，經國先生走得早了點，臺灣在尚未完全準備好的狀況下，直接用跳躍的方式進入了民主化進程。不是不可以，也幾乎很難擋，但確實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來十年，我們花了相當的力氣去適應和解決這些問題所造成的內耗，雖說這是民主必經的陣痛，但這段歷程的成本也的確不低。經國先生時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難處理的就是“國會”改造、資深民代退職，我后來接任國民黨秘書長，一一走訪資深民代，婉言勸退并建立機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臺獨，一方面又要推動落實臺灣本土民主。在過程中，借由我從經國先生處學到不少終生受用的處世準則，而這些準則讓臺灣社會和平穩健地完成了臺灣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