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斷東京
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中心逐漸向亞太地區轉移，逐漸呈現多極化的發展態勢。此時，日本經過20多年高速的經濟增長，經濟規模已經名列世界第二位，并且亞洲其他國家經濟發展也非常迅速，如亞洲“四小龍”等。因此，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國際金融中心也有著向亞洲漂移的態勢。顯然，日本憑借著在亞洲地區經濟最為發達，有意將東京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取代紐約的地位。然而，事實證明，這只能是日本政府的一廂情愿，由于日本經濟政策定位的不恰當，最后卻促進了金融泡沫和地產泡沫飛速膨脹，投機之風盛行，伴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東京的國際金融中心夢想也隨之破滅，因而可以稱這一過程為“夢斷東京”。
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脈絡的啟示
“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的中心”這一命題，在三十年前可能很少會有人相信。而今，已經沒有多少專家學者會表示質疑。因為中國具備這樣的必要條件、充分條件及正確的發展過程。中國能否成為全球多極金融中心之一，同樣只要相關要素具備、發展過程正確，這一問題不難解答。
在時間的長河中，每一個階段的金融中心都有一段璀璨的歷史，同時他們興衰更替的情節也在不斷演進。導致金融中心變遷的因素多種多樣，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但這也不意味著無跡可循，這些偶然因素中蘊涵著一些必然。很多共通的特質在不同的形成路徑上，都曾發揮過重要作用，進而產生了金融中心的內在共性。這些共性是由資本期望擺脫束縛和追逐利潤的內在動力所決定，因此具有普遍適用的意義。
正如我們所見，一個自由的金融環境是金融中心得以孕育和誕生的重要基礎。金融環境壓抑對金融發展的桎梏作用古已有之，中世紀歐洲金融業務發展緩慢，很大程度上要歸結于教會的影響。而正是由于威尼斯獨特的政治、民族、文化特點，以及它和教會不同尋常的曖昧關系，使得其有別于其他地區，成為金融業自由發展的搖籃。出于同樣的原因，美國紐約在發展初期，也享受著一個較歐洲傳統金融中心更為寬松和自由的金融氛圍，正是這種簡約和高效的金融文化，吸引了具有冒險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各行精英，并使得他們能一展抱負。金融自由的作用還體現在歐洲美元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中，二十世紀50年代發生在大西洋兩岸的美元資本大遷徙，其初衷就是要回避美國國內過于嚴苛的金融監管。也正是資本的這種趨向自由的內在要求，成全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二次崛起。
金融自由能夠促進金融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與之俱來的創新活動，這是金融業務和金融體系能夠發展壯大的生命力所在。從古至今，金融發展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創新的歷史，從威尼斯時代政府公債和金融市場雛形的出現，到阿姆斯特丹商品和股票交易所的成立，到現代各種股票、債券、混合證券、共同基金、工業康采恩以及眾多的衍生產品，金融創新一直、并仍在不斷的推陳出新，以滿足各個時期劃時代的經濟變革。而這種創新行為需要一個穩定和相對寬松的平臺，以承載金融活動所必需依據的制度基礎。哪一個地區能夠提供這種平臺，以滿足資本流轉和業務拓展的內在需求，哪一個地區就具備了形成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這也是金融自由作為金融中心內在共性而存在的一個原因。
然而，自由的金融環境是國際金融中心誕生的基礎，但穩定的金融環境對金融中心而言也至關重要。金融自由會帶來金融風險，會帶來一些不確定性因素。尤其是在金融產品和金融體系結構日趨復雜的今天，這種風險表現出來的隱蔽性、不確定性和巨大破壞性使得金融自由帶來的好處被大打折扣，甚至一筆抹消。不僅是一些新興國家，即使是已經形成穩定規模的國際金融中心，也面對著同樣的考驗。這使得金融體系和制度設計成為當代金融中心形成的一個要件。一個好的制度基礎不僅要在發展初期表現出很好的支持性，同樣在發展中也要能經受資本的沖擊和時間考驗。在這方面，日本的例子具有很強的代表性，由于主辦行制度在金融風險識別、化解上的天生缺陷，導致金融自由化后大量泡沫風險在銀行系統內沉淀，表面上一派繁榮，實際上金融體系內部的資金鏈條已經相當脆弱。在日元升值和連續生息的內外困擾下，支持金融市場非理性繁榮的投資信心開始波動，并由此一發不可收拾。日本的經驗在于，僅僅通過擴大規模而試圖將金融風險存量化的方法沒有出路，一個健全的金融制度，應當包含設計優良的金融風險轉移、流轉功能，以應對復雜的國際金融環境。因此建立一個合理的金融制度就成為某一地區是否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先決條件，同時這也是歷史和當代金融中心在內在共性上最為明顯的區別。
另一方面，資本的逐利性也決定了地區經濟的發展速度，以及經濟規模的廣度和深度同樣是金融中心得以存在和維系的關鍵因素。沒有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本就難以取得超常規的平均回報水平，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因此盡管不同金融中心的發展路徑不同，但總會伴隨著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出現。資本流動的方向會在收益、風險和監管成本之間尋找平衡點，但對收益的偏好永遠放在第一位，只要存在誘人的回報，資本就會自發向內滲透。這種逐利特點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把回報建立在理性之上，有地區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作為基礎，那么資本的流入會加速這一過程，并形成金融系統、經濟系統間的良性互動；如果相反，把超常規回報建立在非理性的投機行為之上，則金融繁榮會在短期膨脹后迅速湮滅，這種金融環境的驟變對地區經濟發展則是致命的。因此在金融中心興衰的歷史中，我們總能夠看到這兩方面的教材，歷史上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等金融中心的出現就和當地貿易區的發展和該地區在貿易區中獨特的位置密不可分，而這種發展是以實體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因此具有可持續性。相反阿姆斯特丹和日本的例子則顯示出非理性的狂熱和游資的反復無常，以及在資本沖擊后遺留的災難性后果。
當然，形成金融中心的原因中也包含諸多的隨機因素。比如戰爭對威尼斯、倫敦、紐約等金融中心的形成就起到過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某些時候，這種隨機性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地區本身作為金融中心的共性因素影響，但這往往是暫時的。存在共性因素，并不說明必然會形成金融中心，但沒有或是缺乏這些共性，即使歷史機遇偶然眷顧，也難以形成持久的金融繁榮。這恐怕就是金融中心不斷遷徙過程中的一個潛規則。因此，使用金融中心漂移說來形容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則最為恰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