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數天前，《環球時報》刊發《中國的價值要靠老外發現？》一文，批評一些國人對自身存在的文化價值懵懂無知，被老外發現之后才“忙不迭地開始‘研究’、‘保護’、‘發揚光大’”，并列舉近年來興起的“周易熱”、“論語熱”、“孫子兵法熱”、“三國熱”、“保衛端午”等作為知識界“迎合式研究”的論據，擔憂我們會成為“被他人所擺布的‘文化木偶’”。文章作者雖然是客觀描述了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但對于中國價值與外國人的關系，卻顯得有些多慮了。

牛津大學客座華裔教授蔡華對此有很好的詮釋——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是她的思維工具，又是她的思想囚籠。老外對中國文化價值的發現，打破了這一思想囚籠，將國人從身處廬山的混沌中解放出來。而且，就老外們看中的“三國熱”、“孫子兵法熱”、“周易熱”等現象看，他們的價值發現其實處于淺薄的初級階段。如日韓等國是將“三國熱”策劃為商業娛樂的動畫片和游戲，將《孫子兵法》、《周易》和《論語》運用于現代企業管理中去，西方國家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發現則是源于“中國熱”的客觀推動。而在老外喚醒下的中國文化的研究則朝著學理上的深入和啟蒙大眾的兩個方向發展——前者復興了“國學”，引發了國人反思中國文化傳統的熱潮，后者使深奧的傳統文化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如文化學者易中天和于丹等感性化地解讀《三國》、《論語》和《莊子》等。可見，老外對中國文化價值的發現并未導致中國文化的主導權旁落，反而使得中國文化得到了與時俱進的升華。我們怎么會是被人擺布的“文化木偶”呢？

老外對中國文化的價值的發現還會激發國人重視本國文化價值的憂患意識。老外對中國文化價值的發現有兩重目的，一個是據為己有發揮其商業功利作用。比如，日本把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游記》改變為娛樂游戲再輸出獲利，日本、韓國和其他國家搶注中國老字號“狗不理”、“杏花村”、“杜康”和“竹葉青”的商標也是出于商業目的。二是改變中國文化的源頭地位，利用宣傳和其他手段歪曲中國文化。

這些都激發了中國人保護本國文化知識產權的憂患意識。這些憂患意識一方面加大了國人對古典名著和老字號無形資產的保護，又促成了中國社會一再興起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節日的“保衛情結”，甚至傳統節日的法定化建議，還被提升到“兩會”層面。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們應該感謝老外對中國文化價值的發現給我們帶來的憂患。

老外對中國文化價值的發現能夠促進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李小龍的功夫電影使西方人發現了中國武術的價值，促使香港武打片風靡海外，也促使華裔導演李安憑借武打電影《臥虎藏龍》勇奪奧斯卡獎，從而引發“中國第五代”導演連續五年利用武打大片“申奧”。他們雖然功虧一簣，但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影響力是無可否認的。

老外對中國文化價值的發現能夠彌補中國文化研究的缺陷。敦煌學是最典型的例證。現代中國人習慣于駁斥王道士的無知和斯坦因等西方文物學者的無賴行徑。但敦煌藏經洞的文化價值顯然是由斯坦因等人所發現。因為從1900年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到1907年他和斯坦因的第一筆交易算起，當時的中國政府對敦煌藏經洞的價值并沒有深刻認識。因為老外的發現，敦煌學才成為國際顯學，才締造了中國敦煌學，彌補了國人對于敦煌文化研究的不足。即使是老外對中國文化掠奪性的價值發現，也會在客觀上促進中國文化的發展。對之，文化學者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才會發出復雜的文化浩嘆。

任何國家的文化都有兩重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因而，中國文化價值被老外發現又何妨？怕被老外發現，才是保守和缺乏自信的表現。

(來源：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