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最近，人們對國學“快餐化”的問題討論熱烈，到底需不需要“國學快餐”成了爭論的焦點。本報也收到了兩篇來稿，分別從個人的國外感受和國際對比的角度闡述了頗具代表性的觀點，現刊登如下：
“國學快餐”可以休矣
客居溫哥華，閑暇時和朋友一起組織了個業余文化學校，專門給華人移民的小孩子介紹一些中華傳統文化的常識，本以為這些海外長大的孩子如一張白紙，沒想到他們知道的居然不少，可聽了幾句就不對了：他們說的凈是些歷史人物的兒女情長，還有更多歪曲的歷史理解。
一問之下才明白，他們的“歷史知識”來自電視劇，我不得不花上大量時間去糾正他們的錯誤認識，告訴他們藝術虛構和史實之間的差異。這些孩子的家長也懊惱不已。和國內朋友交流，他們告訴我，這個問題在國內要嚴重得多。有些打著“國學”、“傳統”旗號的暢銷品的影響力，遠在那些本就是虛構的文藝產品之上。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收視率、覆蓋面數以百萬、千萬計，從“易中天品三國”到閻崇年、隋麗娟講清史、說慈禧，一個比一個火暴，近來《于丹論語心得》更是盛況空前。這不免讓我又喜又憂，喜的是傳統國學再次受到當代大眾的青睞，憂的是倘如此廣度、深度和熱度的“傳統國學大傾銷”，其傾銷的產品很多“貨不對板”，則危害之大，積弊之深，正本清源之難，怕遠遠超出糾正那幾個海外華人小孩所需氣力的千倍萬倍了。
事實上，許多“明星專家”所熱銷的“傳統國學食糧”，既不是原汁原味的傳統經典再現，許多時候也不是汲取傳統精髓的再加工、再制作，而是一些“傳統國學快餐”，是多少沾了些傳統醬油、涂了幾抹國學染料以吸引人氣、取悅大眾的、似是而非的東西而已。這些“國學快餐”和傳統國學間的共同點，決不會比鮮橙汁和最成功的橙味碳酸飲料“芬達”之間的共同點更多。
許多人對此爭辯道：這些明星學者語言生動，講解通俗易懂，態度積極，吸引的聽眾觀眾讀者也更多，對傳統國學的貢獻還是主要的。但必須看到，任何形式都必須為內容服務，如果內容本身有問題，那么語言再怎樣生動，態度再怎樣積極，講解再怎樣通俗易懂，吸引的人數再怎樣多，都無非是讓謬誤流傳得更快更遠罷了。
有些媒體和出版機構大多打著“傳播傳統，振興國學”的旗號夾帶私貨，讓滿心汲取傳統營養的國人、尤其青少年在狂熱驚喜中被誤導，就太不應該了。
還必須看到，有些誤導并非明星學者水平不足，而是有意為之，如于丹把“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小人解釋為“小孩子”，并聲稱當時“小人”的意思應該就是小孩子，但同樣是她，卻在同一本書里“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小人難事而易說也”等多處把“小人”解釋為大家公認的定義，這顯然折射了對待國學、傳統和典籍的實用主義態度，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其他一些明星學者的快餐式演講中。
其實這種現象和文藝界的“超女”現象頗為類似：許多傳媒追捧超女并非看重其藝術價值；許多超女粉絲爭購唱片也非真為聽歌，而是為了追捧偶像。同樣，一些傳媒和機構推崇學者明星及其著作，意并不在振興國學、提倡傳統，而只是包著“傳統”包裝紙的偶像產品而已。
大眾需要親近國學，但是，國學卻很難通過快餐的形式深深地根植于大眾的心靈。中國國學是中華民族通過數千年的傳承、詮釋和發揚積累下來的精神食糧，從古至今每一位國學大師，都是通過博聞強記的方式才能融會貫通，而那些真正領悟國學精神的普通民眾，也都是采用了長期研讀甚至死記硬背的方式。這正是中華文明能夠連綿不斷、蔓延至今的內在原因。
我們現在講要重建文化價值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將取決于一代人、兩代人甚至幾代人能不能扎扎實實地閱讀經典、理解經典，真正能夠把握住國學的精髓，讓國學成為我們道德取向的基礎。用“文化快餐”的形式來傳播國學，非但不能重振國學，反而有可能使國學庸俗化、簡單化、娛樂化，得便宜的只是少部分人的腰包，輸得卻可能是整個民族的人文精神。
在當前這個快節奏時代，“快餐化”的東西太多了，日常飲食、發明創造、學位文憑甚至戀愛結婚，充斥整個浮躁的社會。如果我們連最后一塊嚴肅、穩重的國學陣地都“快餐化”了，那么，中國還能靠什么向世界宣稱自己是“文明古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呢？
因此，對于“國學快餐”，不僅僅是一個需要不需要的問題，更是一個中華民族的文化選擇問題。踏踏實實地弘揚國學，中國才有真正文化復興的希望，而如果讓“國學快餐”成為中國文化主流，那么，最終受損的只能是整個中華文明的精髓和底蘊。（陶短房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撰稿人。）
國學“快餐化”是時代必然
最近，《論語》、《莊子》等國學經典的大眾化講解，被許多人視為“快餐化”的庸俗誤讀。筆者以為，國學“快餐化”是將晦澀難懂的國學經典最大限度地通俗化、人性化和大眾化，是時代必然。
現代生活的快節奏下，人們對于文化的消費往往是通過電視、網絡和暢銷書籍這類大眾文化載體來實現的。這決定了國學經典如果要傳播到民間的意識形態之中，必須要經過適合民間口味的“快餐化”改造。列寧說：“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淮南子·詮言訓》也說：“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國學快餐”就是國學經典的“通俗化”。就像網友們所說，國學經典是不好消化的豆粒，“國學快餐”則是容易吸收的美味豆腐。
“國學快餐”的流行象征著民意和時代的勝利——改變了國學經典塵封于圖書館和寄生于學術的高高在上，打破了文化界獨品的學術特權，打通了人人共享國學文化的渠道，使普通百姓和學術界擁有國學經典同等話語權。事實上，《論語》、《莊子》抑或其他國學經典，學人解讀也只是學術上的一家之言。“國學快餐”則是普羅大眾的一家之言。以一家之言批駁另一家之言，難免文化霸權之嫌。而且，《論語》從其誕生的那刻起，就充滿了儒家改造社會的現實理想，“禮”和“仁”是一種入世的工具。宋代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也凸顯《論語》絕非學者空談的學術，而具經世作用。從于丹們的“國學快餐”看，恰恰是汲取《論語》和《莊子》中的智慧，形成對現代人思想啟迪和為人處世的“道”，指導人們和諧相處，具有現實意義。
所以，“國學快餐”反而更合乎國學經典的思想。北京大學教授樂黛云認為，“如果傳統國學和現代文化的創造結合得不夠，也就談不上以新的觀點去看待未來。”
“國學快餐”作為傳統國學的“現代文化創造”，說不定將來也會成為經典。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美國歷史學家房龍將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經》，改造為通俗化的《圣經故事》，成就其“文化史權威”；英國散文家蘭姆姐弟將莎士比亞深奧的戲劇作品，改編成通俗易懂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風行全球，原汁原味的莎翁戲劇反而少人問津；《蘇菲的世界》則是以偵探小說的模式和語言，解析哲學史上最牛的哲學家們的思想，從而成為20世紀100部經典之一；法國啟蒙運動的倡導者伏爾泰則以人文學者的莫大勇氣，對牛頓經典力學進行最通俗化的解讀。伏爾泰說：“我最先敢于用明白的語言，向我國人民揭示了牛頓的發現。”物理學家霍金的科普暢銷名著《時間簡史》，則是對經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最通俗化和大眾化的闡釋；在美國，好萊塢則是一部打碎人類所有經典的娛樂機器，無論是美國本土的馬克·吐溫還是海明威，抑或歐洲的塞萬提斯或者狄更斯，其經典文本都不過是故事的素材，最終的產品都是充滿大眾色彩的快餐文化產品。
相較于西方國家文化人士對經典名著的通俗化再造，中國國學“快餐化”的大眾改造還處于初始階段。在大眾文化剛剛在中國興起的進程中，學界精英們還沒有做好啟蒙大眾和走向民間的思想準備，易中天和于丹們才在國學衛道者眼里成為叛逆者。早在去年大眾文化興起的時候，就有學者提出中國需要文藝復興。如果說從打破學術壟斷國學經典話語權的角度講，這種啟蒙大眾的文藝復興是絕對必要的。美國著名文論家萊斯利·菲德勒曾經斷言：經典文學已經終結，當代西方文學實際上是通俗文學。這也說明，在全球化時代的快節奏下，現代化的關鍵詞是“通俗”，任何經典要想在現代社會發揮影響力，也都要經歷“通俗化”的改造。多元化的中國已經和全球文化的脈搏共振。
在全球同此涼熱的文化背景下，國學經典的快餐化體現了一種契合時代的趨勢。因而，中國需要更多于丹那樣的“快餐文化”先鋒，大眾期望更多的國學經典走出書齋，成為滋養民間的“國學快餐”。
有趣的是，被國學衛道者奉為圭臬的《論語》本來就是通俗的大眾啟蒙讀物。一方面那是孔子和其弟子或再傳弟子的對話集，充滿了人性化色彩，另一方面，《論語》和“六經”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在私塾時代，《論語》是僅僅高于《三字經》和《千字文》的入門教材。也就是說，《論語》本來就是通俗的“國學快餐”，于丹只不過是用現代化的語言使《論語》回歸本來的啟蒙大眾傳統。至于《莊子》，其縱橫恣肆和超然物外的精神從來就非國學正統，而是一種民間獨立精神的象征。在多元文化時代，這種精神同現代人追求自我個性的訴求是合轍的。反對“國學快餐”啟蒙大眾的行為才違反了國學的真諦，才是自以為是的誤讀。（張敬偉 作者是江蘇學者。）
（來源：環球時報 2007-03-28 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