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日本研究
記者：李梓
對日本的解讀和對話突然成為一股熱潮，從2007年“兩會”期間的“巖松看日本”，到鳳凰衛視3月31日直播的“討論到天亮”，日本都成為被討論的對象。在這一股熱論之中，中國對日本研究不足的現狀越來越凸顯出來。
戴季陶先生在60多年前說過：“日本已經把中國放在手術臺進行解剖，中國人對于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倍�60年后，這段話仍不過時。
相對數和絕對數的差異
“我國絕對人口數十倍于日本，但在歷史的任何時期，研究日本的人數始終沒有超過日本研究中國的人數。就算在今天，日本有上萬人在研究中國，而中國肯定沒有這么多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室研究員程麻說。
中國與日本，長期被稱為“遙遠的鄰國”。日本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始終對中國文化抱有極大的興趣，研究中國幾乎成為一種傳統，而中國對日本文化的關心卻不夠�！爸袊奈幕谴笾腥A的思想，是以自己為中心的，因此對日本文化很難提起興趣。”日本漢學家竹內實先生從文化傳統的角度解釋這個現象。
而與日本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對美國的研究則全面具體，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也遠遠超過對日本的了解。程麻以中國人的角度對此進行了解釋：“歷史的每一時期都有一個區域成為推動世界文明的核心地區，中國在漢唐曾經是，所以日本來華學習。而今天，這種力量已經匯集到美國，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美國。而基于歷史和感情的原因，我們對身邊的第二經濟強國熟視無睹。這么多年以來，中國對日本研究一直集中在政治和經濟領域，而日本對中國的研究幾乎無所不包，從文化歷史、政治經濟到風俗民情，很多課題我們自己都想不到�！�
從1985年第一次訪問日本，程麻已經對日本持續研究超過20年，他認為，中國人談論日本的書不是滿足于蜻蜓點水的印象，就是耽于歷史情結，缺乏理性的思考，大都未能真正觸及日本文化傳統的要害與真諦。也許是為了彌補這一缺憾，他終于也寫書了，他的《解讀“大和魂”：“缺德”的日本人》即將出版。單看這書名，就知道程麻打算挑起一股中日文化討論的高潮，雖然他在第一行里就寫道：“敬請讀者在翻看這本書時，千萬不要望題生義�！�
中日研究的主動與被動
上世紀50年代，竹內實先生曾經有3次來華訪問的機會，這使他的同事和朋友們羨慕不已。訪問結束后回到日本，又被請去到處做演講報告，由此可見日本人對于中國的興趣，絕非到漢唐為止。
而中國對日本的研究，每次興起都是因為戰爭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迫進行的關注。程麻列舉中國歷史上幾次對日研究的高峰時說：“在甲午戰爭前，中國基本缺乏對日本的研究，只在甲午戰爭后，才有一批人開始到日本，去了解這個國度。而在抗日戰爭前后，中國出現了一批日本研究專著，比如影響力巨大的戴季陶的《日本論》，比如王蕓生所寫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其他還有許多作家寫過日本，因為那時候去過日本的作家非常多�！�
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后，中國不僅對日本的研究減少，就連文學方面的關注也甚少。而到了上世紀60年代以后，不僅中國對日研究停滯，日本對中國的研究也停滯了。竹內實先生回憶說：“那時候研究中國的人，都受到排擠，連尋找地方展覽我的書籍都有人注意�！边@樣的情況直到田中角榮訪華時才有所好轉。
田中訪華后，竹內先生感覺到“頭上突然輕松了”。竹內實本來是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在毛的時代之后，他繼續關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并很早就對鄧的思路進行分析和宣揚。在去年夏天安倍晉三訪華時，他又敏銳地預言：這是中日外交政策的重大轉機。他坦言，對于研究者來說，政治是最大的因素，“只有政治上松動了，中日之間的研究才能正常進行下去�！�
兩種文化的交錯
近日以來，對日本的“誤解”成為中國人研究的一個新話題，中國人發現，自己的常識中有許多對日本民族的錯誤認識。于是很多人開始對此進行比較分析。竹內先生曾經就“俠義”做過專門的分析，并認為這是中國所獨有的精神財產�！叭毡驹洀闹袊鴮W了很多儒家的東西，但是大多是‘術’而不是‘道’，日本人看問題是從“術”，從現實的具體問題著手，而中國人卻總是先看是否符合‘道’。”竹內實說。
日本像竹內實這樣的中國問題研究者，經常把中國的現狀與中國的傳統和儒道思想等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而不是僅僅把現在的歷史看為孤立的現實，因此能夠得出更讓人信服的結論。東南亞經濟危機爆發后，許多金融專家分析中國將采取貨幣貶值方式來降低危機應對成本，而竹內實卻撰文稱，中國是一個擁有“俠義”精神的國家，因此不會讓東南亞雪上加霜，人民幣匯兌率將保持穩定。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都沒有意識到中日之間的巨大差異性，想當然地把對方想成和自己是同樣思維方式的人�！背搪檎f。他認為，從政治體系的構建，到日常的行為以及思維的依據，中日都是兩個差異巨大的民族。從歷史上，日本雖然向中國學習，但只拿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在許多根本性問題上，中日兩國認識迥異�！爸袊环Q為禮儀之邦，結果日本人來學走了禮儀，但我們的禮是為了‘義’而服務，而這點，日本人很難理解�！蓖瑯�，在對日本儒學的總結上，程麻也提出了許多他的觀點，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日本雖然接受了儒家文化，卻沒有形成“德”的觀點，所以，日本人靠守紀律來維持自己的道德，而中國人以道德為原則來要求公民守法。
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有時成為中日之間關系的要害。中國人認為，日本人在侵華問題始終沒有徹底認清自己的錯誤，而日本國民則對中國人對已經過去的問題如此糾纏不休而感到不可理解�！傲⒆阌诘馈迸c“立足現實”的巨大差異，使中日關系一度陷入冰凍狀態。
程麻認為，在中日關系多變的今天，中國人應該調整自己的思考習慣和心態，冷靜客觀地去審視日本文化心理，以求得破解之道。他舉例說，戰后被譽為對日本文化最具深刻洞察力的羅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僅是借助單一的歐美文化視角，從而窺探出日本文化內涵的雙重與矛盾結構。而半個多世紀后，人們越來越清楚，這本著作并未挖掘出潛藏于日本文化雙重與矛盾結構下的根本性質，也正因為如此，美國在戰后雖然就推動經濟方面有恩于日本，但最終卻對日本東山再起的咄咄逼人之勢束手無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