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主義公民國家是人民法權國家

可見，所謂“公民社會”，是勝利了的階級的利益得到絕對保障之后，為了擴大新政權的支持力量，統治者階級采取的擴大權利平等——以往一個階級內部的權利平等，現在轉化為全體國民的權利平等——范圍的統治形式。但不管“公民社會”以什么形式成長，它始終是以階級社會的存在為絕對前提的，公民權始終是以承認勝利了的階級統治權為絕對前提的，公民國家始終是以階級專政及受到專政保護的統治者的利益為絕對前提的。

由此而論，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在于它事實上的人民性而并不完全來自其投票數的多寡。古羅馬崛起的原因在于它獲得了社會主體即人民的支持，衰落的原因也在于它進入帝國時代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近現代西方英美國家政權的“合法性”——英法德等國曾在19世紀40-70年代和美國曾在70-90年代的人民暴動中出現巨大的政權“合法性”危機—— 在于它起源于人民支持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它將國內階級對立在對外征服中整體性地轉化國家公民與南方國家的對立：將資本壓迫的對象同時又是社會主體的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階級整體性地轉化為壓迫民族，并在這個轉換過程獲得國內已經異化為對外壓迫者的“多數人”的支持。列寧一語中的，他說：“勞動者不應忘記，資本主義把民族分成占少數的壓迫民族，即大國的（帝國主義的）、享有充分權利和特權的民族，以及占大多數的被壓迫民族，即附屬或半附屬的、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41]

與近代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 “合法性” 起源于人民革命支持的歷史起點相同，同樣的道理，現代史中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蘇維埃政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均起源于最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但后者與前者不同的是，后者“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42]這是因為，在革命勝利后的階級及其政黨，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向有產者開刀，通過無產階級（在中國是人民民主的）的階級專政實行消滅私有財產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國家政策，并由此獲得國內居民的主體部分即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人民擁護及由這種擁護支持的政權合法性。與資產階級革命后必然要經歷一個資產階級專政階段一樣，無產階級在其勝利后也必然要經歷一個無產階級專政階段，這“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43]，正如資產階級在一次次失敗后認識到資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一樣，無產階級在一次次象1871年被鎮壓的法國“巴黎公社”的血泊中也發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絕對必要性。馬克思特別強調這一點，他說：

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44]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45]

這個理論在中國根據國情還發展為“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毛澤東同志說：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46]

在自然法中，人是有天賦人權的，但個人的權利的合法性卻是由人的主體部分即人民賦予和確認的。個體人之間的契約是國家形成的前提，但個體人之間的主體意志則是個體契約合法性存在的前提。一句話，主體天然合法，這即使在許多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理論中——由于他們當時需要人民力量支持——也被認為是正確的，而人民則是這個主體的天然法人。由此，作為居民主體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及其他勞動者階級的人民專政也天然具有合法性，合法的當然也就是民主的。“人民民主”應當是民主問題的實質，而人民民主專政則是保護人民民主的手段。鄧小平同志說得好：“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47]

但是，專政，不管是什么階級的專政，從一個國家內部看，它畢竟還是階級“內戰”的延續。這樣，與古羅馬及其他后來的法權國家曾面臨的兩難困境一樣，被專政的階級在邏輯上無法被納入權利與義務體系：一個人不能同時既是納稅人又是國家的敵人。這不利于國家公法的完善和國家全體居民參與國家建設的積極性的培養。這樣，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形態，隨著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的利益鞏固之后，無產階級國家就必然要向法權形態的公民國家轉變。這時，國家居民的階級成分就為一致的公民身份替代，義務與權利在公民的身份中得到統一：在國家主權成為全體公民必須盡其效忠義務的絕對對象的同時，國家也對公民權利盡以保護義務，國家與其全體公民在相互支持中形成比階級斗爭時期更為強大的共御外侮并共謀福利的國家力量。這時的敵人在形式上已不是階級的敵人而是國家公敵，這時敵對行為已演變為破壞國家的行為。

公民國家也是法權國家。不同的只是，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經歷過社會主義革命及相應的無產階級或人民民主專政階段的國家，不是資產階級法權的國家，而是最貼近自然法的“主體天然合法”原則的無產階級及其聯盟的人民法權國家。“人民法權”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積極揚棄——這正如后者是對中世紀宗法權的積極揚棄的道理一樣；同時又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民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依法治國”條件下中國實踐民主政治新形式。就其本質言，人民法權是以無產階級及其聯盟的人民民主專政為基礎并以優先保障人民利益為前提的，換言之，如果“法權”傷害了作為主體成份的人民——這在中國就是工農聯盟——利益，那么，人民及其政黨就會毫不猶豫地運用人民民主專政以保護人民的利益，正如資產階級法權國家在其資本家，尤其是大資本家利益受到損害時，也會毫不猶豫地運用資產階級專政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一樣。這一點各國憲法均有明確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