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必要在經濟和軍事上與中國共同尊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即是所謂“21世紀和平與新型戰略建構”以及“沖擊傳統做法的大膽嘗試”。如此方能修復在美國經濟危機中受挫的資本市場。此項舉措當為長久之計。美國也同樣有必要使中國官民相信廣播美國式人權是源于美國人民高尚的初衷。
奧巴馬入主白宮之時，Fareed Zakaria在新聞周刊中就指出，美國尊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美國政策制定者在處理與中國“復雜”關系時有必要做出的重要改變。這是解決實現世界和平，共榮與人權這一問題的意外之舉。
美國現行政策在與事關中國經濟和國家安全的關鍵問題上與中方產生沖突，與此同時美方卻仍在尋求與中方在事關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關鍵問題上的合作。他們使中國決策者難以在為中國人民負責的同時還協助美國決策者履行對美民眾的職責。美國決策者一方面持沖突政見，一方面又尋求合作的處理之道是極為復雜并且對雙方行之不公的。一個更為簡單且公平的合作途徑才能行之有效并使各國受益。
在美國三屆民主黨與三屆共和黨的執政期間，中國三代領導人通過單方面履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建立21世紀中美兩國軍事與經濟同盟奠定了基礎。三十年來，與其說是美國領導人賦予中國的和平的保證，不如說是中國領導人對和平的強大意愿保證了彼此間的和平。
中國決策者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美國人來說是一份無價的國家安全資產。這是美國所擁有的最有效也是最被忽視的防御資產。而這筆資產還是免稅的。不尊崇占世界人口22%的中國人民對和平的渴望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將勢必會損害美國以及所有國家的經濟和國家安全。
對美國決策者來說，是時候與中國保持一致了。因為在一個“發展伙伴關系的新時代”，有必要使21世紀的中美在經濟和國家安全上趨于一致，使美國與中國軍事和經濟同盟的機制下貫徹和平共處五項條約。只有如此，才能使美國決策者重新恢復美國經濟與國家安全，以鞏固美國全球領導者的感召力，以維護美國渴望推廣人權的道德權威。
21世紀以來，美國決策者并不信賴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美國所信任的是實質并不安全的國家安全以及無法持續的經濟戰略。因此，美國并沒有取得經濟和國家安全，盡管他們擁有194個國家中最強大的經濟體，和超過全世界百分之五十的總軍用資產和軍費開支。
中國一直奉行和平共處原則，并因此在經濟發展上取得成功，在與各國交往中和平相處。盡管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盡管其人均收入大約是美國的百分之十二，中國卻能夠成為世界上第二大并且是增速最快的經濟體，且能夠以少于美國百分之十二的軍費開支抵御侵犯，維護國家安全。
中國人口是美國的5倍有多，其經濟體也有可能變得比美國還要大。在全球經濟危機前的三十年，中國經濟以年均10%的速度持續增長，是美國經濟增速的兩到三倍。盡管受金融危機影響，在2008和2009兩年中，中國GDP年增長率仍達到8.2%和8.7%。這個世界正在迅速變革，中國和美國必須快速長期地使她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走向一致。這要求兩個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和最大的經濟體現在必須成功奉行和平共處原則。
正如美國決策者的定義：在不實行和平共處原則的國際體系下，美國決策者一直將重點放在嘗試勸說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參與者”。中國相反則正在論證嵌入聯合國憲章下的和平共處原則，并能使此原則順利實施。而美國決策者恰恰在起草憲章中扮演了領導角色。實行和平共處原則使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通過提高生產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占全球65億人口中的大部份儲蓄額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由八部新型美中伙伴關系系列叢書中論述的種種原因得出，美國決策者只有協助中國當政者創造一個新型合作的文明世界，即中國稱之為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美國才能夠取得經濟與國家安全，并在全球成功傳播人權之理念。
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Paul Kennedy曾斷言在未來幾十年中，占世界人口5.6%的美國正在經歷從1945年擁有全球財富份額45%銳減為據他估計16%到18%的過程。他認識到如果美國以提高防御開支來應對外部挑戰，以削減現有社會開支來應對財政預算危機，那么美國將有觸發最終政治反抗的風險。他在1986年提道，“這將使我們無可避免的引向緩慢增長的經濟與高額防御開支的脆弱關系之中……在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政府時期防御開支分別為10%和9%，而當時美國在全球生產和財富所占的相對份額大抵是今天的兩倍，并且當時的美國經濟無論是傳統制造業還是高科技制造業都沒有面臨今天的挑戰。” 在《大國的興衰》一書出版之后，美國決策者所做的無非是通過使用美國存款和外債來增加美國的軍費和社會支出。這一無法持續的權益之計在2008年引發了一場不言而喻的危機，美國決策者卻仍試圖通過借貸和使用更多的美國存款來控制這場危機。
這只是權宜之計，花費了一些本該用來制定和實施新型美國經濟和軍事政策的時間。這就亟需中美在經濟和軍事關系中進行一次具有長期性且至關重要的改善。美國20世紀的成功已經開始逐步瓦解。美國的經濟危機必須以新的政策來進行迅速修補，否則局面將無法收拾。現有的美國政策和戰略無法做到這一點。
中國在經濟和國家安全上取得的成果，部分上是由于中國單方面奉行和平共處原則。美國傳統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模式與戰略沒有防止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陷入危機，也無法解決當前問題，
奧巴馬總統必須“實事求是”，尋求非傳統的經濟方略、外交政策及防御戰略。從而將美國從經濟崩潰的邊緣救回。這正是鄧小平從1978年開始成功通過與美國和其他所有國家實行經濟和軍事上的和平共處原則所實現的。
今天美國的聯邦赤字、債務以及使用存款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2009年，18%的美國聯邦預算用在了軍事開支上。保羅肯尼迪在1986年警告，如果美國繼續將7%或者更多的GDP用在防御開銷上，而其它國家在軍費開銷維持在一個遠遠小于美國的比例，那么美國用于民用投資、商業研究發展的可供資金就會減少，并將從消費者產品研發的世界市場中轉移走更多的科學家。他認為這樣一來顯而易見的是，與那些“致力于市場，卻并不如此熱心將資源轉用于防御”的國家相比，美國在世界制造業所占的份額定會持續下跌，經濟增長也會放緩”。
肯尼迪說，“這些趨勢讓美國長期深陷兩難境地。僅僅因為他是全球的超級大國，與地區強國如日本或德國比起來，有著更加廣泛的軍事義務，這就要求有一個更為強大的防御力量。就像當年的西班牙帝國，以及維多利亞時代的不列顛王國。在武器裝備方面的低投資，對像美國一樣能力范圍延伸全球的大國來說，可能會讓這個國家覺得在任何地方都容易遭到傷害；然而在武器方面的大規模投資，在短期內是會帶來更大的安全性；而從長遠著眼，卻可能會侵蝕美國經濟的商業競爭力，繼而導致這個國家的安全度降低。”
《大國的興衰》的分析加強了中國決策者對鄧小平的中國對外投資開放和不過分投資軍事資產政策的決心。美國的決策者只有在中美文明合作的新時代下，通過使中美經濟和國家安全趨于一體，才能為自己解決當前這場肯尼迪25年前就指明的危機。
（作者：約翰·米勒-懷特 美中伙伴關系研究中心和美中合作基金會主席；戴敏 美中伙伴關系研究中心和美中合作基金會總裁 翻譯: 譚斯多 黃思維 編輯：陳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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