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徘徊中前進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舉國上下一片歡騰。人們早就對“四人幫”極其痛恨，希望盡早結束社會動亂，把我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這股猖獗十年、禍國殃民的政治勢力終于被掃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連數日舉行集會、游行，人們載歌載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歡慶之中。

結束“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使中國獲得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嚴重，要在短期內消除這場內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是很不容易的。黨中央首先著手清查“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部署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運動，恢復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取得一定成績。揭批“四人幫”，必然聯系到十年內亂造成的冤假錯案，對受迫害的干部、群眾進行平反，特別是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成為廣大干部群眾的強烈要求。

然而，讓人們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同時發表的社論卻提出“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種對毛澤東生前的決策和指示拒絕作任何分析的觀點的出現，說明長期以來“左”的指導思想還未從根本上改變。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批評“兩個凡是”。陳云、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制“兩個凡是”的推行。

在全國局勢逐步穩定的基礎上，在全黨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終于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鄧小平復出后，主動要求分管教育科學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澤東批準的“兩個估計”(即:建國后十七年教育戰線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肯定新中國成立后科教事業取得了很大成就，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受到重視，開始了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棄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復，全國高校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國3500多萬黨員。大會總結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宣告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重申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任務。但這次大會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因而沒有從根本上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大會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主席，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十一大雖然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制定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任務，但鄧小平重新當選中央副主席，并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中國后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78年二三月間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繼續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任命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為副總理。在此同時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全國政協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停止活動的政協重新恢復工作，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