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們還可以總結一些普遍特點。20世紀，美國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最多的國家：

西奧多 羅斯福：認為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亨利 基辛格：智利政變和越南戰爭的策劃者；詹姆斯卡特：主張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禁止向蘇聯出口小麥；貝拉克奧巴馬：利用可怕的戰爭機器發動了對阿富汗的戰爭。

再讓我們來看一看奧斯陸的先生們是怎么對待中國問題的。中國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4，近30年來未卷入任何一場戰爭，主張推動經濟發展以擺脫貧困和饑餓。

但是奧斯陸的先生們注意到這個國家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把和平獎頒給“異見人士”：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1989年）；旅居美國多年但返回中國參加天安門民運活動的劉曉波（2010年）。

在外國不擁有任何軍事基地的中國是一個擁有數千年古老文明的國度，它遭受了長達百年的資本主義的蹂躪。如今這個古老國度正在恢復其昔日的光芒，但代表這個國家和平與文化事業的卻只是與中國人民已無太大關系，只把西方當成指引全世界的燈塔的“異見者”。毫無疑問，我們從奧斯陸的評委先生們的政策中重新看到了滲透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骨子里的那種傲慢自大。鑒于他們的這種明目張膽的企圖，“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委先生們的行為在今天只配得到“諾貝爾戰爭獎”。

10月13日，印度國防問題分析研究所網站刊登題為《授予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的反思》文章說，諾貝爾和平獎以往的記錄遠非無懈可擊，授獎過程是有政治考慮的，不可能保持中立。更重要的是，劉曉波等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自由價值觀運動”并未獲得廣泛的群眾支持，其主張不能代表廣大公眾的利益。文章的主要內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