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Avaaz——網絡行動主義真的能改變世界？

Avaaz快速的發展，僅僅只是他區別于其他傳統慈善機構或示威組織的一個方面。他的業績發展曲線如火箭沖天直線而上。現在，畢竟是一個網絡化的時代。Avaaz的發展過程已不再是像幾年前國際特赦組織的發展模式，而是像YouTube的發展軌跡。初步預計五年內達到500，0000支持者，而這一預計在創網18個月內打破。Avaazd的成長是指數倍的增長，由原來第一年9個員工增至現在100個員工（總部設在紐約，但員工分布在世界各地），當我問帕特這些員工來自多少個國家時，他卻無法說的清。

“大家來自世界各地，而且每個人都奔波于各地。員工們大概來自30到40個國家”我在倫敦的辦公室見過他們，放置在昏暗的角落里的個人電腦像是某名勝古跡的遺址。這些員工都十分年輕，十分內行。他們在Skype上開會，通過谷歌文件與巴西的同事共同策劃在葡萄牙的游行活動，仿佛這一切是與鄰座的同事共同完成的當地項目。

Avaaz不僅組織形式上是全球化的，其內容也是全球性的，他的內容大多不是沖動的激進主義而是冷靜的實用主義。他們不是為了拯救屠刀下的鯨魚，解救在巴林島被困的外僑民工，給巴勒斯坦帶去和平，而是為了能產生廣泛的影響。他們對會員采取樣式測試然后評估其反饋信息。帕特說，只有這樣才能讓會員覺覺得一切都有可能，讓他們覺得自己才是真正的老板而不是他。

Avaaz具有超前性。Avaaz從不支持失敗者，如果開展游行示威活動，必要花費資源。每年都有1200美元來自個人捐贈的預算。因此必須保證每次的活動都有足夠的影響力。（2011，當新聞還沒有報道時，我們已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了衛星調制解調器裝置和帶攝像功能的手機。今年，一封郵件及商業游行，民意調查及民眾意向、使總統成功的獲取在馬爾代夫曾因被強奸而鞭刑的受害者的言論）。

Avaaz致力于解開網絡之迷，像為什么可愛小貓跌倒的視頻成病毒式轉播。而這些技能并不會用于解密賈斯汀·比伯的事業為什么如此好、Lady Gaga的唱片為什么如此暢銷，而是用在種族滅亡的潛在可能、被迫性強奸及物種滅絕。

“我們有點像在實驗室的病毒專家，每次活動我們都會測試大約20多個活動方案，通過這些版本來觀察人們的喜好。”這些版本不斷的在顛覆，他的措詞、圖片、呼吁口號，直到它問世之前都在不斷的改動。山姆·布萊德Avaaz的新聞負責人，向我展示了在緬甸活動開展前所有被否定的版本“改變頂端的米姆、文化風格或是圖片都有可能增加大量的點擊率。這18個被否定的版本大多數人只看見了我們在否定，卻不知道大量的數據能微妙的體現我們的設計方式。正如亞馬遜和谷歌會像Avaaz一樣分析我們現有的選擇偏好來預測我們的將來，調整自己的產品。用數據分析自己的盲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