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與42年前中日恢復邦交時相比，中國已經迅速發展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您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對日本以及這個地區而言，中國的崛起是機會還是威脅？

依田：我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是日本的日中友好協會中央本部的常任理事。在當時的常任理事中我是唯一的大學教授。從那時候開始已經過去很多年了，我一直在從事日中兩國的交流活動。我個人一貫希望日中友好，期待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我認為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是非常喜人的成就，對于日本的經濟界來講，這也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

但是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重要課題。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往往從巨大的時間跨度的角度觀察中國。中國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內，有一個巨大的特點，即中國當時是亞洲的文化大國。歷史上，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許多國家都是在吸收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本國燦爛文化。在很長時期內，亞洲的這種結構一直未發生變化。但是鴉片戰爭之后，形勢發生了改變。鴉片戰爭前，即便中國輸掉了戰爭，也始終保持文化大國的地位。但是鴉片戰爭后，中國不僅僅輸掉了戰爭，還從文化大國的地位上跌落下來。我認為這對中國來說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此后中國的革命先覺們開始了長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抗爭，這些抗爭已經取得了勝利，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因此，我認為中國下一步的課題，應該是如何恢復亞洲文化大國地位的問題。在這里，我雖然強調中國首先必須恢復亞洲文化大國的地位，并不是說中國不要在其它領域成為大國，有所發展。換句話說，在諸多課題之中，如何恢復文化大國地位，是中國必須首先解決的課題。從中國歷史的悠久傳統角度來看，這是理所當然的使命。中國周邊的亞洲其它大國，經濟上取得了突破性發展，而即使在文化領域無所建樹，也會被其它國家所稱頌。但是，中國如果僅僅發展了經濟，不會受到世界上其它國家贊賞。這是因為中國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亞洲的文化大國。

此外，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樣的中國理所當然很容易使周邊國家感到警惕。但是，一旦中國成為亞洲的文化大國，那么周邊國家對于中國的恐懼心理便會有所緩解。我期待著，中國今后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能夠進一步下大力量，恢復亞洲文化大國的地位。

記者：許多西方專家和官員認為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與20世紀70年代人們對于日本的預測非常相似。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甚至認為中國人期望成為世界第一。您認為中國有這樣的實力成為世界第一嗎？

依田：我認為中國擁有成為世界第一的潛力。但是，正如剛才我所說，中國不僅應該成為經濟大國，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大國也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現在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但是我們還要看到，支撐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的背景在于美國擁有巨大的文化力量。與美國相比，中國擁有更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因此，我認為中國要想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不僅要在經濟領域取得發展，在文化領域也必須恢復文化大國的地位。這是我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看法。

記者：您從中日未建交是就從事兩國之間的友好交流工作，實際上是親眼見證了兩國關系這40多年的歷史。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兩國關系是相對友好的。兩國都在談論友好。然而，目前兩國關系急速冷卻，乃至走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作為一個歷史見證人，您認為中日兩國為何越來越差呢？

依田：中日關系的惡化是很多因素造成的。這四十年間時間里最大的變化就是前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在此之后，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日中關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這一劇變的影響。在兩極對立的冷戰期間，盡管存在和兩大陣營的對立與斗爭，但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人民都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主義抱有憧憬和期待。在當時的日本，也有很多人對于社會主義抱有好感，在國民感情方面同情和支持社會主義的人不在少數。在國會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當選議員如此，多的時候甚至達到了二分之一。然而前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使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失敗了。在此之前，日本人中很多人親美崇美，但也有很多人對社會主義中國抱有憧憬和好感。但是蘇聯和東歐劇變、冷戰結束后，對社會主義中國抱有好感的人大為減少。現在日本人與世界上很多國家一樣，當看待對方國家、與對方國家進行交往時，往往對于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先有一個主觀的判斷，該國是否采取了民主體制是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當然，單純從政治和外交方面考慮，無論對方國家采取何種政治制度，都應主動與對方國家保持友好關系。但是在國民感情方面則往往不是很理性。例如對于歐美這樣采取“民主”制的國家，普通民眾的看法自然會有所不同。在目前的中日關系中，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當然，我個人始終認為，無論對方國家采取何種制度，都應該主動與對方國家保持友好關系。對于日中關系也是同樣。但是日本民眾的心底始終存在著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帶來的隔閡心理。

記者：中日兩國都有專家認為可以管控危機的渠道越來越少了。您認為兩國應該怎樣來管控嚴重問題出現的時候？

依田：確實如你所說，現在兩國之間的渠道越來越少。以前，如果兩國外交出現了難題，在外交管道之外，雙方進行交流達成諒解從而解決問題的例子有很多。然而，現在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少了。這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很多時候，不可能單純依靠外交管道解決雙邊問題。特別是中日兩國這樣，存在著很多歷史和傳統關系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外交管道不能解決的難題有很多。因此我認為兩國之間需要各種各樣的強有力管道進行交流。

（來源：中國日報 記者 蔡虹  編輯：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