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一個話癆的十年
《鏘鏘三人行》的節目形式與技巧
三個人聊了十年
梁文道認為“兩個人聊會很累，三個人就很輕松，不用搶著說話”。而另一個常客許子東則發現“其他脫口秀都是說給觀眾聽，我們是聊給自己聽”。
《鏘鏘三人行》的十年，嘉賓像流水一樣來來去去，當中混得最臉熟的是許子東和梁文道。《鏘鏘三人行》主編鄒倚天把這兩個人和竇文濤比作節目的鐵三角，很多臨時發揮的即興話題都不敢交給面生的嘉賓，非要這三個人坐在一起才能指望可以聊出世態百相。
聊給誰聽
比《鏘鏘三人行》早出生兩年的《實話實說》被認為是內地第一檔脫口秀，制片人齊含笑認為是社會變化過快給脫口秀帶來了出頭的機會，因為跟不上變化節奏的人太多，大家面對未來都辨不清方向，這時候就需要有公眾人物來提醒你怎么做選擇題，“我們的節目很簡單，就是告訴你別人想什么和怎么想”。這個初衷一開始就決定了《實話實說》不像是百無禁忌的脫口秀，更像是一碗每周準時煲好的心靈雞湯，人們在崔永元身上尋找社會共識，在嘉賓身上投射自己的人生經驗。
鄒倚天認為“鏘鏘”其實和《實話實說》一樣，也是一場面向觀眾的談話，但道具和形式可能是最簡單的：三把椅子、三個人，圍著一張只能放三個杯子的圓桌討論大千世界、蕓蕓眾生。沒有熱線電話，沒有現場觀眾，真正能指望的只有鏡頭上的三張嘴。
這種簡易模式的好處是節約了成本，又能真正形成聊天的效果，問題是寶都押到了主持人身上。鄒倚天說：“比如‘礦難’出來之后，我們知道這個話題是大家都關心的，希望通過它體現主持人和嘉賓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一定要真誠。通常我們都能達到效果，但有時候遇到嘉賓陷在一個問題里出不來，就需要竇文濤把嘉賓的思維揪回來。在這種節目形式當中，唯一不能取代的就是一個好的主持人。”
有時候竇文濤也會放嘉賓一馬，任其自由發揮。鄒倚天說：“很多電影人上節目都希望宣傳自己的作品，我們也樂意配合。”但導演們一旦說起中國電影就會義憤填膺地跑題，有幾次說得興起，馮小剛就脹得一臉通紅，滔滔不絕地表示拍好電影要用心。遇到這種情況，竇文濤就端起笑容，等待對方把話說完，然后開始另一個話題。因為他知道，馮導說的話，其實是電視機前面的人感興趣的，私人聊天中的個人狀態對觀眾來說，永遠是最生動的東西。
自由度的驚喜
有故事的普通人都被請上了《魯豫有約》，在現場觀眾面前和陳魯豫講述自己的百味人生，他們的現實生活則投射在現場大屏幕上，這種雙管齊下很快就能讓觀眾沉浸在節目創造出來的暖色調當中。
“《魯豫有約》可以講故事，我已經有你的資料了，只要想從哪幾個角度來問你，片子什么的組里的人也都準備好了。”鄒倚天強調的是另一個問題：“從主持人的角度，魯豫比竇文濤輕松多了，我們沒故事可講，只有一個線頭，你想把它發展下去，弄成一件衣服，就得自己掏出東西來。”
竇文濤不在的時候，節目組曾經找過陳魯豫和梁文道來代班，播出后反響一般。掏出來的東西多了，節目的個人氣質也就被固化了。鄒倚天也承認這點：“這是他原創的節目，風格特別適合他的氣質和個性，所以后來有電視臺模仿，但都超不過‘鏘鏘’。”
這種有強烈主持人烙印的節目在美國的代表是奧普拉的脫口秀和大衛?萊特曼的《深夜秀》(又譯《大衛牙擦騷》)。許子東認為，美國的大牌節目和“鏘鏘”比起來，也顯得很有形式上的局限。“美國的談話節目都不是三個人的，要么是兩個人，要么是一個圓桌，很多人。歐洲也一樣。美國的電視工業這么強大，他們一定什么形式都嘗試過，偏偏這種形式沒有出來。這種形式能在中文電視圈流行，說明電視文化雖然是普世的，但是它畢竟有各個民族文化的特點在里面。”
和大多數談話節目一樣，“鏘鏘”事先也會給節目設好話題，給嘉賓分配“方向”，但一上了鏡頭，話題就被放開了。有一次何平上節目聊自己的《天地英雄》，但最后在椅子上對中國的發展過快表示憂慮，“我們怎么就成了睡不著的國家？”這些亮點在梁文道看來都是自由度帶來的驚喜：“大衛?萊特曼那么優秀的人，但他的脫口秀都是有幾十個編劇給他寫臺本。所以美國編劇一罷工，他就有點頂不住。而我們沒有臺本，只有一個大致的方向，這反而是優勢。”
沒有一成不變的脫口秀
楊暉曾是湖南衛視談話節目《新青年》的制片人，后來辭職去了上海，為第一財經制作了《波士堂》，談話的主角從上世紀70年代生的普通青年變成了王石這樣的商業巨頭，楊暉稱它是“中國第一檔財經脫口秀”。
《波士堂》的主持人曹啟泰認為自己起的只是引導作用，真正的交鋒在現場的三個觀察員和嘉賓之間展開，財富的話題不一定用財經的方式完成，但專業人士必不可少。楊暉認為，這是由內容決定了形式。事實上，真正的難點在于讓那些商業大佬能夠無所顧忌地表達觀點，楊暉特意在嘉賓的沙發上做了手腳，那張紅色沙發凹凸不平，形狀也不對稱，但是“在牛根生努力調整身位，讓自己坐得更舒服的過程中，他整個人就放松下來了”。如果這套行不通，就只能在攝影棚外面想辦法，采訪盛大唐駿的時候，楊暉派了一隊編導去拍他打籃球，玩的人和拍的人都揮汗如雨，出來的效果很讓唐駿驚訝，“你們通過籃球讀懂了我。”他說。
《鏘鏘三人行》遠沒有這么多機關設計，許子東認為其他脫口秀都還在著眼于還原人和故事，而“鏘鏘”只需要復制一個談話的氛圍，“所有其他的節目都是準備好要說什么。我們的節目沒有字幕，談話之前并不知道要說什么。”
楊暉也承認節目內核對形式的重要性：“現在讓我再做《新青年》，我不會重復以前的形式，以前是做給70年代生人看，現在是做給90年代生人看。社會變了，人變了，你也要投其所好。”
事實也是這樣，從社會話題的《實話實說》到催淚型的《藝術人生》，再到圍爐氛圍的《鏘鏘三人行》和財經氣質的《波士堂》，無論是談話節目還是脫口秀，它們的形式變化都是快中國在社會變遷中的鏡像。(文/胡堯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