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潘文國于2008年1月出版《危機下的中文》，現征得潘教授同意，將該書上編第二章第四節全文（潘文國，2008：43-48）發表，希望潘教授的觀點能夠引起大家的注意與重視。】
一百多年來，漢語經歷了重大的變革，還沒有哪一種語言像它這樣成為人們在追逐現代化過程中不斷進行修葺（qì）的對象。而自19世紀末以來至今，翻譯一直都是或者說越來越成為人們修葺漢語的一種重要途徑和手段。其中，通過由外語到漢語的翻譯（尤以英譯漢為典型代表）而產生的“翻譯腔”表達方式對漢語語法規范的沖擊尤其顯著。陸谷孫主編的《英漢大詞典》把“translationese”翻譯成“翻譯腔”，并加以解釋，說明這是“表達不流暢、不地道的翻譯文體”和“佶屈聱牙的翻譯語言”。“翻譯腔”在很多方面已影響到了漢語的發展態勢。
首先，“翻譯腔”表現在外譯漢的翻譯作品中。此類譯文缺乏漢語特有的韻律，句子大都冗長，不符合人的呼吸節奏，讀來完全沒有漢語中的那種自然流暢。例如：
Rocket research has confirmed a strange fact which had already been suspected there is a “high temperature belt” in the atmosphere with its center roughly thirty miles above the ground.
譯文1：用火箭進行研究已證實了人們早就有過懷疑的大氣層的一個中心在距地面約30公里高空的“高溫帶”的這種奇怪的事實。
譯文2：人們早就懷疑，大氣層中有一個“高溫帶”，其中心在距地面約30公里的高空。利用火箭進行研究后，這一奇異的事已得到證實。
對比兩個譯文很容易發現，譯文2讀起來要比譯文1順暢許多，因為它更符合漢語句子的基本組織規律，即以短句為主，多停頓斷句，注重文氣節奏。譯文1則讀來令人有接不上氣來的感覺，帶有濃重的翻譯痕跡，屬于典型的翻譯腔譯文。這種譯文在很多領域的外譯漢中都存在，其中新聞界的外漢翻譯堪稱罹患此癥的“重災區”。翻譯時時急天天急，要數新聞翻譯。每天電訊雪片似地涌來，大量挑選，大量譯出。只要比較《參考消息》和《人民日報》，不難看出前者在漢語句法方面與后者有著明顯的不同。新聞文體，尤其是有關國際報道的，已深受外語語言表達習慣的影響，沾染了濃重的洋腔洋調。余光中說得一針見血：“文壇和學府的洋腔洋調，來自外文書籍的翻譯；報紙的洋腔洋調，則來自外電的翻譯。翻譯外電，為了爭取時間，不能仔細考慮，如果譯者功力不濟，就會困在外文的句法里，無力突圍。”譬如以下這一段：
歐洲共市的華而不實的環境專員卡路偉巴戴梅拿于這個星期的簡短英國探訪中提倡他個人對綠化歐洲城市的看法。在倫敦及格拉斯哥的會議席上，他為了那份主要是鼓勵歐洲十二個會員國重整市中心及削減全球污染的歐洲議會對市區環境的綠皮書解釋。
卡路偉巴戴梅拿在由內倫敦社團所組織的觀察倫敦的會議席上發言謂在倫敦居住的人和其他二十五千萬居住在市鎮及城市和歐洲居民一樣面對同一的困難。
由于翻譯任務往往都很急，譯者沒有更多的時間去琢磨，只能盡量按著原文的形式順下來，成句即可。譯文雖然不難了解，卻用詞用句累贅，不太可讀。即使是一個簡單句，也常常弄得復雜得很。如：
法國及其美麗但陷入困境的首都，是所有無視全球貧困人口的富有國家的代表。
2004年，黑龍江大學俄語研究中心請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屈承熹教授為其中心的博士及教師講授功能句法理論和漢語認知句法。其間，他提到了在日常讀報時發現的翻譯腔濃重的蹩腳漢語句子。
在 2004年7月1日《參考消息》第9版上有一則題為“直擊權利移交后的伊拉克”的新聞，其中一句為：“每個伊拉克人都擁有生活在一個建立在友誼、兄弟般情誼和公正的基礎上的尊嚴的社會的權利。”
先不說別的，就是句子后半部分的幾個“的”字連用就體現了十足的翻譯腔。雖已找不到外語原文，但從整句話可以看出，譯者似乎按照慣有的規律把英語中的“社會”的后置定語前移作為漢語語言的前置定語，造成了語句內部結構成分調整不周，此為推測一；或者是譯者有意按照英語的結構特點對此句進行呆板地直譯，結果造成這種蹩腳的漢語語句，此為推測二。按照“翻譯腔”譯句的結構，原句大概應是：Every Iraqi has the right to live in a society based on the friendship, brotherliness, justice and dignity.
除了新聞翻譯深受“翻譯腔”的困擾之外，由于受到各種體制、個人修養以及物質利益的影響，如今，其他領域的外文譯介，尤其是學術著作的譯介，也離“信、達、雅”的標準越來越遠。遇到一些重要的概念，隨意破壞漢語構詞法則和語義系統的“硬譯”、“漏譯”、“編譯”，比比皆是。
《羊城晚報》上有學者作過統計，僅一冊《杰克·韋爾奇自傳》中便共有1800多處錯誤，而它的銷量卻達60萬冊。如果這些錯誤僅僅是誤解了原著的意思，那也罷了，對漢語本身并沒有傷害。但是，在更多的學術著作中，隨意地生造佶屈聱牙的“翻譯腔”詞句卻成了家常便飯。如德里達的《書寫與差異》中，北京三聯版的譯文就出現了諸如“意謂”、“存有論”、“元在者”、“元力主義”、“在者性”、“哲學素”、“語義素”……等等生造的漢語詞匯。下面這一段譯文出自布迪埃的《遏止野火》，《東方早報》2007年11月1日轉載了，認為“用最簡練的方式反映出布迪埃的觀點：
問：你剛才提及了柏拉圖。社會學家的態度應該靠近哲學家的態度嗎？
布迪埃：社會學家跟哲學家一樣，都是質疑顯然之理，尤其質疑呈問題形式的顯然性，這與“輿論術士”正好相對。正是這一點讓輿論術士深為不快。他們把拒絕政治隸從、拒絕不假思索地接受“人人皆曰”看作是政治偏見。在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指那些人們用來論證但對其本身并不論證的概念或觀點。
試想，當這種經典性的著作被廣泛引用之后，大量不知所指的概念被奉為玄奧的思想標識，其結果，自然是漢語被輕易地扭曲和改寫，并日益失去其思想表述和邏輯演繹的功能。
其次，翻譯腔還影響到了漢語文學創作。臺灣作家白先勇在總結現代漢語的命運時說：“百年中文，內憂外患。”其外患之一，便是受西方語言的沖擊，漢語被嚴重地歐化。這種情形，在我們的文學創作中表現尤盛。作家余華說：“像我們這一代作家開始寫作時，受影響最大的應該是翻譯小說，古典文學影響不大，現代文學則更小。我一直認為，對中國新漢語的建設與發展的貢獻首先應歸功于那些翻譯家們，他們在漢語與外語之間找到了一條中間道路，既用漢語傳達了域外作品的神韻又同時豐富了漢語的表達性……”的確，歷經開放思潮的影響，目前的很多青年作家都曾大量吸收過西方經典作品的營養，翻譯在其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但這些作家的漢語創作也深受了翻譯語言的消極影響，他們不自覺地接受了歐化的語言腔調，致使不少作品洋腔洋調，很多當代中國作家幾乎都走在這樣一個介乎被“歐化”的中文與被中文化的帶翻譯腔的“西文”之間的“中間道路”上，真正能靈活地使用本土語言甚至方言寫作的作家并不多見。李建軍在《是大象，還是甲蟲 – 評<檀香刑>》一文中，通過較為細致的例示，分析了作家莫言創作的小說《檀香刑》中的語病和問題。其中提到了該作品中疊床架屋的冗詞贅句太多，例如：
她用可憐巴巴的眼睛，看著他，正在乞求著他的寬恕和原諒。（第194頁）
挑水的人們，用驚訝的目光，打量他們。（第295頁）
春生和劉樸用騎牲口騎羅圈了的腿支撐著身體，攙扶著知縣。（同上）
他接過帽子，戴正在頭上。（同上）
李建軍分析認為，上述引文中有些字完全是多余的。如“用……”短語，乃是對英語“with+器官”句式的模仿，但是莫言似乎忘了中國人習慣上是不這么表達的。至于“戴正在頭上”也是別別扭扭，根本不如“接過帽子戴好”來得簡潔利索，更像中國話。由此，李建軍得出結論，莫言無疑是翻譯腔文體的受害作家之一。他感慨道，長期以來，中國作家的漢語水平每況愈下，越來越令人擔憂。他們受那些拙劣的翻譯腔文體的影響，表達越來越啰嗦，歐化傾向越來越嚴重。而至于那些報刊專欄作家，更是隨意地玩弄語言快感 —— 讓中文與英文頻頻雜交。對此，余華說，他現在越來越不信任一般的譯著，而只信任為數不多的幾個翻譯家之作，因為讀多了那種歐化的譯作，會使自己喪失對母語表達的敏感。遺憾的是，這類清醒的作家并不多見。
（來源：新浪博客 英語點津姍姍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