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5月18日言論版文章：中國的確在發(fā)展，特別是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迅速擺脫金融危機，而美國則有一定衰落。但是中國仍然有很多問題，包括經濟結構的不合理、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矛盾的加劇等，這些國內問題都是中國崛起的挑戰(zhàn)。中國與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實力上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也更談不上目前中國挑戰(zhàn)美國霸權。但是日益增多的中美摩擦確實是表明國際關系秩序在轉變。
從歷史上看， 崛起中的新興強國的綜合國力提高速度顯著快于其他強國，很容易引起其他強國、特別是原有霸權國家的警覺。如果崛起國能夠努力與大多數強國構建和維持基本友好的關系，那么其崛起的政治環(huán)境就是有利的，否則就非常不利。如果較多強國共同遏制新興強國的崛起，就會給新興國家制造巨大的困難和障礙。因此，作為崛起中的新興強國，要能夠多同其他國家商量，多反映世界的前沿性和前瞻性問題，并且在解決此類問題上能夠發(fā)揮或參與發(fā)揮主導作用。
這就要求和平崛起過程中的中國無論是對世界上的窮國還是富國、小國還是大國或超級大國，都要大體上抱著建設性的態(tài)度，能夠在不損害中國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善于協(xié)調，善于聽取意見，善于同他國合作。
所以，中國一直倡導的“和平崛起”沒有變，也不應該變。但是，和平崛起并不等同于要委曲求全，中國在保護自己核心利益問題上是不會退步的。而要有經久的和平，就要有在絕對必需的情況下為和平進行戰(zhàn)爭的能力。為了和平崛起，中國就必須加速軍事力量的全面改進和建設。過去的歷史表明，所有大國在崛起歷程中都會經歷一兩次力量、意志和決心的根本考驗。
從根本上說，中國和平崛起重在歷史性創(chuàng)新?，F代歷史上那些真正興起的強國，無論是荷蘭、英國還是美國，興起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在政治、經濟和對外關系的發(fā)展過程中實現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創(chuàng)新。例如英國通過“光榮革命”實現了憲制政府，后來又發(fā)動了工業(yè)革命；美國在世界上第一個建立了極大規(guī)模的現當代教育、科學和技術開發(fā)體系。
同理，為了中國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慮我們怎么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發(fā)展中實現非常重大的創(chuàng)新。具體來說，如果我們能夠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和基本社會公正的全面小康社會，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漸形成民主法制傳統(tǒng)，那就是我們在成為偉大強國過程中所必需的基本創(chuàng)新。
從外部環(huán)境看，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有那么多強鄰，中國必須小心謹慎處理與這些鄰國關系。另外，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qū)有多項“安全兩難”，而中國在其中作為一個角色的占一半以上。不僅如此，東亞地區(qū)國際關系和力量對比也在多方面地顯著變動。中國如果要和平崛起，就必須處理好這些關系。如果像中國這樣面對很復雜、頗大意義上也很困難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的大國能夠做到這一點，從而同全面改進和發(fā)展中國的軍事力量一起，經久地和總體上和平地維持和加強中國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實現了另一項重大的歷史創(chuàng)新。
中國和平崛起需要有若干經久和基本的“平臺”，它們有些是地緣政治和地緣戰(zhàn)略性質的，有些則遠不止是如此。可以設想的第一大“平臺”，在于在盡可能長的時間里建設、維持和發(fā)展中美兩國間較為穩(wěn)定的戰(zhàn)略、外交和經濟協(xié)調關系。中國在和平崛起的整個歷史時期內全局性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必然是與美國的關系，不管這關系的基本狀況如何。要在絕不犧牲中國最根本利益（并且只是最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爭取通過盡可能建設、維持和發(fā)展中美協(xié)調性關系來防止中國崛起的過大阻力甚或過大風險，同時關鍵性地拓展中國安全和發(fā)展的多方面空間。
可以設想的第二大“平臺”，在于中國至少參與主導的多個亞洲次區(qū)域多邊安全體制，連同同樣是亞洲次區(qū)域的多邊經濟合作體制。特別要有全局性和長遠性的戰(zhàn)略思維和實踐決心。
中國和平崛起的第三大“平臺”，是數量愈益增多、功能總的來說愈益重要的各類國際組織。這個平臺是中國得以從自身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出發(fā)參與國際“規(guī)則制訂”的一個最重要場所。而中國在這個舞臺更需要提高外交藝術。在哥本哈根外交峰會上中國被指責傲慢，實際上就是我國在這個平臺上的外交還不夠成熟的表現。
中國和平崛起的第四大“平臺”，應當是對外經濟戰(zhàn)略。它與一項項具體的對外經濟政策有別，而且往往從政治和戰(zhàn)略高度指導或支配這些政策；它作為國家大戰(zhàn)略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成分，有較高的自覺程度和內在整合程度，并且有它自己的各個分支。經濟實力的空前迅速增長和對外經濟交往的異常蓬勃發(fā)展，構成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初期以來最突出的民族成就。
從中國所處的力量對比格局看，我們特別需要至少鞏固同俄羅斯的“特殊關系”，并且認真考慮在大致可行的情況下，逐漸同中國周邊個別地緣位置特別關鍵、國家實力實屬可觀的國家新建“特殊關系”。
不言而喻，中國和平崛起的未來軌跡很大程度上將由世界和區(qū)域國際政治的大環(huán)境決定，如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將由中國自身的狀況、戰(zhàn)略和政策選擇決定一樣。中國在和平崛起的歷程中一方面必須有、也能夠有巨大創(chuàng)新，另一方面不會、也不可能整個“例外于”現當代世界史。對我們應有的思想和實踐來說，具備這一基本認識至關重要。
英文原文請見：
http://www.ttav89.com/cndy/2010-05/18/content_9860642.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 時殷弘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