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7月30日報道：從1950年起，中國政府向非洲、亞洲、歐洲、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區的160多個國家提供了援助。近2000個援外項目，涉及工業、農業、交通、通訊、文教、衛生以及社會公共設施等領域，在過去的60年得以實施。除了提供了大批物資和少量現匯援助，中國還派遣技術人員赴當地提供技術服務和指導。
一個醫生在幾內亞：
王飛和他的醫療隊剛到幾內亞的時候，當地人警告他們不要把濕衣服晾在屋外，因為有一種小飛蟲會在衣服上產卵。幼蟲孵化后會扎進人的皮膚里，在皮下蠕動爬行，吸食脂肪，越長越大。
“這叫蠅蛆病，幾內亞很多人都得過，包括中國援外醫療隊的成員，”這位48歲的骨科大夫說道。“把患者的皮膚切開就能鑷出一條一條的白色的蛆來。”
從2000到2002年，包括王飛在內的14名北京同仁醫院的醫務人員被衛生部派到幾內亞進行醫療援助。他們中的11個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的亞斯丁醫院工作，另外三個被派到北部城市拉貝的醫療點。
根據商務部對外援助司的報告，從1963年開始，中國先后派出援外醫務人員約20,000人次，遍及亞、非、拉和歐洲的65個國家和地區。目前共有48支醫療隊約1200多名醫務人員在47個國家工作。
當王飛在2000年剛到幾內亞的時候，當地的基礎設施和醫療條件十分簡陋。“就像是70年代的中國，”他說。
對于在幾內亞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威脅來自于各種在非洲肆虐的疾病——瘧疾。
“我們做過統計，當地人得瘧疾的概率非常高。也就是說，只要去了幾內亞，誰也逃不過瘧疾，我們都得過，”王大夫說。“有的時候我們一邊發燒打擺子，一邊還要在電話里跟家人說沒事，沒事，以免他們擔心。”
“非洲的醫療和生活條件都很差，所以如果援外人員身體狀況欠佳的話，在當地很容易惡化，”王大夫說。“一些在中國很罕見或者能夠治療的疾病，在幾內亞可能是致命的。”
因為蚊蟲虐生，王說他早上醒來常常被嚇一跳——蚊帳上黑壓壓地趴著60至70只蚊子，等著吸他的血。
當地人還警告過他們，如果感覺身上有小蟲子爬動，千萬別去拍打，而要把蟲子撣掉或是吹走。因為有一種酸蟻，體內含有強酸。如果直接拍爛，就像往自己身上倒硫酸一樣。
陳虹，醫療隊里的護士，就是一個受害者。她的脖子和肩膀被酸蟻燒壞了。她同時還在幾內亞患了神經性皮炎。“因為工作壓力太大了，我們必須要24小時待命，”陳說道，她的手背上都是皮炎留下的傷痕。
她說援外醫療隊的成員一個月大概能得到800多美金的收入，大概是國內收入的2到3倍。“我們住單人間，而且隨隊還有一個中國廚師。我們的吃住都沒有什么問題，就是工作太累了，”她說。
王醫生說他們每天在醫院和他們的駐地至少給50個病人提供免費醫療，藥物和手術。
這些病人包括當地的官員和貧民，中國駐外的官員和華僑。但是絕大部分是當地靠打漁種地為生的百姓。王說他們中的不少是文盲，也缺少基本的衛生知識。
“很多病人在手術后死于傷口感染。當地醫院的消毒措施也很差。” 王說。
王大夫只能帶著當地的醫生一起做手術，教他們如何消毒。有效的消毒程序不但保護病人，也保護醫生不被感染。在離開中國之前，醫療隊集體接種了黃熱病的疫苗和其他疫苗，但是大部分疾病沒有疫苗。“百分之一的當地人有艾滋病，萬一醫生手術中劃破手指呢？”他說。
援外期間，隊員是不被允許回家的。兩年，他們只能通過電話，信件和網絡和家人聯系。
打電話很貴，寄信的話，家里人一個禮拜才能收到，宿舍里也沒有網絡。王和他的隊友們只能偶爾去當地的公司借用一下網絡，花點錢發封電子郵件。
據說現在援外專家每11個月可以申請回家1個月，不過來回機票得自己掏腰包。
王說他2000年離開家的時候，兒子剛1歲多點。回來的時候，都4歲多了，連爸都不認識。
旅途中的水稻專家：
黃大輝的一雙大手上曬得黑黝黝的，滿是傷疤。這是他滿世界教人種水稻留下的“紀念品”。
作為中國雜交水稻技術援外培訓基地首席培訓師（位于湖南長沙），45歲的黃大輝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弟子。
靠著高產量的雜交水稻，中國用占世界百分之7 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百分之20的人口。
從1996年起，黃大輝游走在8個國家之間，教當地人種雜交水稻。
“我們的目標就是教人們填飽肚子，”黃說。他坐在簡陋的辦公室里接受采訪，屋里只有兩張桌，兩把椅子和一個空調。
五分鐘前，他在隔壁的教室給來自亞洲，非洲和拉美的學生上課。不同膚色，來自不同大洲的師生齊聚一堂。
“我們邀請世界各地的學生們來中國學習如何種雜交水稻。課程完全免費，用英文，法文和葡萄牙語教授，學員每天還有吃住的補貼，”這位教授說道。
農業光紙上談兵可不行，黃說，得下到田里去。
1996年到1999年，他在美國指導雜交水稻的選種和育種。
2000到2001年，他工作在斯里蘭卡的田野里。
接下來兩年他在印尼，然后2003年底又到了越南。2005年他在泰國待了3個月，然后去利比亞三個月。2006年6月去了烏茲別克斯坦之后， 2007年去了印度，然后在2009年又回去了烏茲別克斯坦。
“過去的15年，我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在國外，”黃笑著說。
如今在種植大米的120多個國家里，有50個引進了中國的雜交水稻。“如果種大米的國家中有一半能夠種中國的雜交水稻，那么世界糧食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黃說。
但是，推廣雜交水稻對于黃和他的同事來說絕非易事。
許多受援國家位于熱帶地區，這意味著黃和他的同事們不得不在烈日下工作很長時間。
“在印度，下午的氣溫可達47度，即便是在4月之前。但我甚至不能出汗，因為空氣濕度太低，汗水蒸發得太快，”他說。
疾病，也對他們的健康構成威脅。當黃在斯里蘭卡時，登革熱在當地流行。黃是唯一一個留下來完成原培訓計劃的人。
其他時候，他也面臨落后的醫療條件帶來的健康隱患。
“在一些國家艾滋病病例處處皆是。我得小心，不要在工作中割傷自己，因為輸血太容易導致傳染了，”他說。
為了在一天中最好的時間進行雜交水稻育種，黃和同事們通常需要在午餐時間工作。
“在印度尼西亞，我們不得不6時左右起床，并已在7點早餐。然后下一頓飯將在下午4時。我們經常挨餓，”他開起了玩笑。
常有黃的外國弟子不遠萬里來看望他們的老師。黃說，被學生視作良師益友就是對他工作的最大回報。
“當我在烏茲別克斯坦，泰國和其他一些國家降落后，有的學生開車或騎自行車很長的路來看我。這是他們表達喜悅的方式，”他說。
黃也感謝他長期支持他的工作的妻子，是她在中國為他營造了一個和諧的家庭。
“在任何援外工作都面臨著家庭不和睦的危險，因為工作需要他們長期的時間遠離家鄉，”他說。黃說他的第一次婚姻，實際上是因為這個原因而走到了盡頭。
“但是我仍然喜歡援外的工作，這工作很有意義而且給我帶來莫大的成就感。就算時光倒流，我還是會選擇這條路，”他說。
突尼斯，孩子和工程師：
1985年，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工程師馮燕林，參與設計了中國援建的突尼斯青少年文化體育中心——一個給當地青少年提供學習和娛樂的多功能場館。那年，她剛30歲，負責設計青少年中心的通風和供暖系統。2008年10月，現年55歲的馮，又回到突尼斯參與青體中心進行為期20天的維修考察工作。
“凡是中國援建的項目，中國都會提供終身的維護和技術支持，”這位高級工程師說到。
由我國援建的青體中心位于突尼斯市，建筑面積5230平方米，其中包括500座位的劇場和室內游泳池等，總造價1526萬元，1990年7月移交。突尼斯總統本?阿里親自為青體中心的落成揭幕并題詞。
“二十多年過去了，青體中心仍舊是當地最漂亮，使用最頻繁的建筑物之一，”馮回憶起她2008年去考察的情形，當時她的工作主要是記錄下場館的使用情況和哪些設備已經磨損需要更換。
她說當時領銜設計的中國著名建筑大師劉力，設計了富有阿拉伯風情的拱門，圓頂和土黃色外墻，讓場館和周圍的清真寺和民居融為一體。
“少部分地磚需要更換，一些體育設備，像籃球架和跳馬的馬鞍，都已經掉漆了。我們打算全部更換成新的設備，”馮說。“雖然設備已經很舊了，但是來這里學習和娛樂的孩子們仍舊很多。很多場館都不夠用了，因為這里是突尼斯首都唯一的青少年中心。”
40歲的工程師楊旻也參與了2008年的考察。“當我們去場館考察的時候，到處都是跑跳著的孩子們，到處都是孩子們的尖叫聲和笑聲，”楊說。“看到中國設計的場館里有這么多快樂的孩子，我太興奮了。我太喜歡小孩子了。”
楊說，在周末和假日，或者每天的下午3，4點鐘以后，當地的家長就把孩子們送到這里來學習繪畫，體操，跆拳道。“我們路過中心里的劇場，發現孩子們正在表演舞蹈和其他他們學到的新東西，家長們在臺下觀看。場館里的墻上掛著孩子們的涂鴉和雕塑作品，”楊說。“我們還遇到了兩個從中國江西來的自愿者在中心里教孩子們中國武術和體操。”
場館新的裝修需要大約2000萬人民幣的花費，包括重鋪地板，更換空調系統和陳舊設備以及購置電腦等等。“援外建筑的材料和設備絕大部分都從中國運過去，一方面是盡量降低成本，保證質量，另一方面是在對外援助的同時也向外國宣傳中國的產品，”馮說。“受援國會提出自己的要求，申請援建的項目。中國的原則是在預算內滿足當地人的使用就可以了。一般不會修建太豪華的建筑。”
馮和她的工程師團隊提交的重新整修的方案已經完成，正在等待商務部的批復。她的團隊還參與了包括修建秘魯醫院在內的其他援外項目。 （中國日報記者 彭奕寧，曹莉，王巖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