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國迎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也隨著工資增長、其他亞洲國家的競爭逐步隱去，如何將人口紅利變成人力資源紅利則變成了人口所的一大課題。

所有這些實際情況都讓人口界在人口、資源、環境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而人口所需要在長短期研究課題內加以平衡，既要為中央關心的當下問題提出建議，也要在長遠規劃上下功夫。人口學界都在考慮人口內部的合理性，比如家庭和養老，而這正是人口所短期項目的研究內容。

人口所僅僅是社科院這個國務院直屬智庫的一部分。在過去的35年間，社科院在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的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貢獻。隨著近期蔡昉等研究人員入選十八大，專家表示黨中央和國務院正在走向更加科學民主的決策過程。

徐所長說，中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與勞動力結構都要復雜，城市和農村不同，內地與沿海存在很大差別。所以，研究人員要選取有特色的地區進行調研。目前，我國的戶籍制度亟待改革，城鄉二元機構帶來諸如醫療保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人口所的研究人員曾經赴成都進行調研，從而在試點城市了解城鄉統籌一體化的具體實施，總結經驗并發現其中需要改進的部分。盡管城鄉統籌還沒有全國實施，人口所正在這方面積攢經驗。

今年，人口所的重點工作在于勞動、就業，包括勞動力結構轉變與經濟發展，人口結構變化等問題。而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和勞動力供給將會面臨更加復雜的形勢。

人口所還積極走出去，與國外智庫進行合作，從外部的眼光來觀察中國人口、勞動力市場現狀。從2002年開始，人口所就開始和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接觸，積極參與其全球老齡化項目，研究各國老齡化戰略問題。該研究中心2004年到中國開始研究，提出“銀發中國”的概念，進而發展成為如何養老。人口所的研究表明，實名制儲備可能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一種方式。

“通過與世界知名智庫的合作，積極吸取信息和研究方法，從思路和層面上得到提高，這是我們完善自身研究的一種重要方式，”徐進告訴《中國日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