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社電視記者:“3·14”事件,當時公布抓獲了953個人(去年),公開審判的只有30個人,我想問一下,其他人的去處,他們的案子現在會受到什么樣的判刑。有沒有可能我們作為外國記者了解他們的情況,以及參加他們的法庭審理?謝謝。
向巴平措:現在的說法很多,說我們抓了多少人,說今年是什么什么年等很多方面來自境外的聲音。而事實只有一個,對這些說法我們也并不感到意外,制造謠言對我們潑臟水,多少年來國外一些人總是這樣,歷年都是如此。
藏歷新年也是通過這種方式來編造我們殺了多少人、關了多少人。實際情況是,去年3月17日在國新辦專門召開的一個境內外媒體的新聞記者招待會,我記得很清楚,在那個會上我說,我感到憤慨的是,達賴集團和西方國家的一些人士,把暴徒的打砸搶燒行為說成是合法示威,把我們維護人民群眾安全的行為說成是鎮壓和平示威。我說這真是顛倒黑白。我當時就講了,請問世界上有哪一個民主法制國家能容忍這種暴行?
當時,我們把受損的情況也做了介紹,這個數字沒有大的變化,當時暴徒的殘忍手段使18名無辜群眾喪生,382名群眾受傷,有的甚至殘廢了,暴徒縱火300余處,其中醫院5處,商鋪908戶,民房120間,可以說對群眾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經濟損失就更大了。后來,外國的外交官們到西藏去的時候,當時我就介紹了有關的情況。我說抓獲的950多人,這個數字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大的變化。
我們每年搞嚴打,那段時間由于人員流動比較大,因此殺人、搶劫、放火的各種情況時有發生。當然,我們也經常放人,對這些刑事犯罪分子也會抓一些,這與“3·14”事件沒有關系。
我們當時抓捕的這些人數沒有變動。其中還有362個人是投案自首的,這一部分我們現在真正判刑的(通過法律程序)的只有76個人。我看了一下他們的罪名,其中有搶劫罪也有放火罪,也有妨害公務罪、非法攻擊國家機關罪、盜竊罪、擾亂社會秩序罪等。還有17(音)人是屬于危害國家安全罪,我們對這些人既有5年以下判刑,也有判無期徒刑的。當時的打砸搶燒的場面很多人從電視圖象中也看到了,無辜群眾死了18個人,在這樣的騷亂中我們判刑的只有70多個人,我們現在完全按照我們國家的法律的程序辦事,也是嚴格按照審判程序,我們把這些案件確實辦成了鐵案,證據確鑿。可判可不判的,考慮到了法律效應、社會效應等諸多方面的因素,雖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中央和檢察、法院等方面尤其考慮到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因此我們判刑的數量是非常少的。
這里面我們不存在像有的人所說的“我們殺了多少人”、“關了多少人”、“虐待多少人”。去年我也在很多場合講,我們的公安、我們的武警等部門確實予以了極大的克制,這些都是很正面的東西。當然,按照我們國家的法律,按照西藏當地的情況,在我們來講這些都是公開、透明的,是嚴格按照法律辦的。
能不能讓國外記者或者境外記者來參加庭審活動,現在恐怕條件不太充足。當然,這個我說了不算,只有我們的法官、檢察官他們在這里,他們還可以進行補充。
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我們調查中發現西藏地區很多藏民因為移民或者礦產資源開發的問題,對當地一些企業和政府產生不滿,也產生了一些糾紛,請問政府對這些矛盾怎么處理?怎么看待這種矛盾,有沒有因為過分強調政治上和達賴集團做斗爭而忽視了這類矛盾?會不會擔心這類矛盾會轉化為政治矛盾?會不會對社會民生的矛盾更加注重?請問自治區的武警政委,現在自治區一共部署了多少武警?和以前比人數上有沒有增加?謝謝。
武警政委亢進忠:去年“3·14”事件發生后,武警是在自治區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參與處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從事件發生前、發生之時到現在,武警的力量屬于正常部署的力量。他們執行的是內衛的任務,具體一點地講就是維護各個地區社會穩定的任務。我們西藏有一個武警總隊,每個省都有一個武警總隊,我們各個總隊根據各個地區所處的環境、人口都有各自不同的編制。編制根據情況的變化,包括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編制也在不同時期進行調整。目前武警的兵力部署屬于常態力量,沒有特殊的增加和補充。謝謝。
向巴平措:我補充一下剛才提到的群體性的問題以及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應該說由于國家特別關注少數民族尤其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我們西藏幾乎不存在教師發不出工資等其他方面的問題,像工程拖欠款這類的情況也很少。西藏有時候會有一點資源糾紛,尤其是群眾之間草場的糾紛,這些蟲草的價值比較高,因此有些這類的糾紛,但是較之與全國其他地方,西藏這方面鬧事的應該說少得多,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規模,到北京去上訪、又被送回(西藏)的幾乎就沒有,應該說這也得益于中央的關心。藏民族一般情況下也不是一個喜歡上訪的民族。
當然,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確實要提高警惕,現在達賴集團、分裂主義等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確實無孔不入。因此,他們極容易利用人民內部的問題,利用個別群眾的一些不滿情緒來煽動一些分裂活動,或者利用其他方面的問題制造不穩定。對這方面的問題我們高度重視。但是對敵對勢力的斗爭,像處理“3·14”事件這樣的問題完全是不同的兩個問題。對群眾的問題我們的渠道要暢通,要超前、盡快解決他們的困難和問題,一旦有了問題以后我們會下很大的功夫,甚至于我們經常都是一個副主席包一個群眾提出的問題,跟蹤加以解決。因此,到目前為止,在這方面敵對勢力沒有可乘之機。現在中央也高度重視,希望我們自治區進一步重視這個問題,自治區對這項工作抓得也是很緊的。
另一方面,剛才也提到武警的問題,我們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整個公安武警力量,包括消防、邊防、公安都有一個規劃,上報給中央編辦,肯定是要求增加的。不管有沒有“3·14”事件或者其他的事件,隨著西藏鐵路的通車,人流、物流的增加,確實非比當年,因此,我們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適當增加是自然的,我作為自治區編制委員會的主任,我們老早就有這個計劃,要按照國家的編制走。實際上,要編制、要機構并不容易,我感覺向國家要錢、要物比較方便,要機構、要編制很難。并不像外界說的我們在不斷增加兵力,實際上就像剛才政委講的,這屬于正常范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