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受挫
《中國企業家》：中國的企業家階層形成也就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過去曾有一個時髦的詞來形容他們，叫“儒商”，您怎么看待儒商和儒家文化之間的關系？
陳志武：雖然國內有各種關于儒商的論壇，但什么叫儒商？什么叫華商？十個人就有十種說法。很多人會說，儒商指的不是孝道這些東西，而是更強調仁義理智信，不要為富不仁，要以和為貴；不要為了自己多賺一分錢就傷了大家的和氣，中庸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儒商”文化是指講誠信，講仁，講義氣的話，不管是華商、儒商還是歐洲商人、美國商人，任何國家的商人都會提倡，否則市場交易難以長期進行，這并不是儒商特色的東西。這也是為什么美國的商學院教商業倫理等。
也許儒商和其他商人不一樣的就是強調以和為貴、中庸，但是這些行為哲學跟商業創新、技術創新是互相矛盾的東西。換句話說，事事求中庸、以和為貴，這些正是過去二千多年抑制中國商業發展、抑制創新的文化哲學根基。因為中庸是要“槍打出頭鳥”，不是追求最好的，反而是獎勵、激勵“平庸”，以和為貴是要你放棄對屬于自己的利益和權益的追求，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在宋朝“四大發明”以后創新總是上不來的原因——我們總是強調每個人都要聽話，順從，以和為貴，凡事不要那么認真，不要為了自己利益把最好的能力發揮出來，等等。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提倡以儒家文化來經商的話，就是要把中國經濟這些年好不容易出現的創新精神與創業活力重新壓下去。如果沒有追求卓越的文化，怎么能有根本性的發展？
儒商的另一個特點可能是事事講關系，強調非正式的交易方式，而不是講法律、講合同。這種交易方式對于農業社會里小打小鬧的生意來說，對于小范圍內的生意來說，問題不太大。但是在市場范圍、交易規模被現代技術大大擴大了的今天，這種方式問題很多。
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當年發生危機的韓國、泰國、新加坡等歷來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們的商人做事情強調人際關系，而不是強調法治以及通過正規的商業契約嚴格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在意法律和政治制度。這樣一來，1997年之前，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這些國家，官商勾結都甚囂塵上，許多背后交易為危機埋下種子。換句話說，“儒商們”做生意的規則，交易中的權益與責任往往是不清不楚，問題積累到最后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
這種不喜歡正式合約或正式法律的儒商文化也使得成功的商家“富不過三代”，由于輕視正式合約、法律的作用，儒商無法把一個成功的企業委托給職業經理人，由后者去管理，因為如果沒有可靠法治的保障，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是無法分離的，老板是無法放心的。所以，成功的華人家族企業只能由兒女、子孫接管，不難想象這些第二代、第三代能管好的概率會有多高，所以“富不過三代”就不奇怪了。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要新一代中國企業人不去學更好的管理學、商學，而要它們去學“儒商”？
《中國企業家》：世界是平的。全球化和中國改革的浪潮讓尚還稚嫩的儒商們不得不“走出去”，他們其實代表著中國崛起的形象，但目前情況并不樂觀，包括早些時候中海油并購受挫，以及現在TCL集團兵敗歐洲和明基宣布其歐洲移動子公司破產,聯想在美國好像也舉步維艱，這讓華人企業和儒商的國際化在近期布滿了陰霾，您怎么看？他們的遭遇是否也已經蘊涵了儒家文化走出去的困境？
陳志武：兩個禮拜前在紐約參加過一次會議，就是談論類似的問題。在近期內，中國企業走出去會不會成功呢？我覺得，如果100個企業走出去有4－5個成功，那就算很不錯了。這并不是說中國企業不應該走出去，而是應該走出去，但是預期不能太高，現在可能還是交學費的時候。比如，我們前面談到的華商重關系、不重正式法律合約，這種商業文化使中國企業在國外要走很長一段彎路。
比如，2004年年底，聯想和IBM要在美國簽署并購協議。當時聯想高管在紐約機場下飛機后，發現怎么沒有IBM高層的人來迎接呢？于是就覺得非常惱火。聽說，第二天他們在和IBM管理層的正式會談時，第一件事談的就是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人看來，這是不給面子。但實際上，美國人并不這么想，他們覺得你可以自己安排車子，自己去賓館，我們說好第二天幾點在哪會談，到時間我們在那里見就可以了，何必浪費這么多高管的時間去機場迎接？要知道大家的時間成本很高的。美國人非常務實，他們可能想，美國有很多專業搞接待的公司，你自己挑一家讓他們接送就挺好，因為這樣效率是最高的。
再比如，三年前，我會面過德隆的一個高管。當時德隆在德國買了一家小型飛機制造公司，德隆在德國企業的主管是個德國人，他可以講英語、德語，但是不懂中文，但德隆的高管英文不會，德文更不用說，所以我就成了他們間的翻譯。從頭到尾，我感覺，德隆的高管根本就沒把他們雇的這個德國主管放在眼里，他的肢體語言根本就沒把對方放在眼里，更不用說跟對方有任何的交流。當時我心里就很納悶，這個德隆太神奇了，他們買了這個德國飛機公司以后怎樣去管理呢？他們既不了解德國的文化習慣，也不理解德國的做生意方式，這種并購如何成功？
中國企業走出去有很多挑戰和問題，但最大的問題可能是把海外并購的目的政治化，而不是商業投資。聯想本身是國有控制的，他們自己說是非國有的；當年沒有成功并購尤尼科的中海油是國有企業；TCL是改制過來的，海爾也是這樣，叫集體所有。目前這些已走出去的企業大多數是國有血統。換一句話說，如果國有企業花錢去做海外收購，能不能賺錢，他們為什么要在乎？所以，我擔心有太多國有企業或者半國有企業的老總有爭奪“民族英雄”桂冠的情結，花別人的錢讓自己獲得政治資本，讓自己成為“民族英雄”，為什么不干呢？以往講到的國有企業的“所有者缺位”問題用到海外并購上，其潛在的成本就大了。現在，中國企業要拿走出去這個獎杯的情結太重，這已經超出商業運作。
其次，我們國際化方面的知識和人才儲備基本是空白。國內沒有幾個大學有研究學習各國的文化、歷史、經濟、地理這樣的專業，去研究各國的商業文化、公司慣例與歷史，但是中國的企業紛紛要走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