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雖然中國企業越來越有實力走出去，也應該走出去，但要在國際經濟中上真正運作自如，時間還尚早。中國今年在海外的并購也就是140－180億美元左右，這種規模還很小，在紐約隨便一個基金管理公司可能就管這么多的投資。為了讓中國企業更順利地走出去，恰恰不是要教他們怎么用儒家文化去做生意，而是要教他們更多基于法律的商業文化，讓他們有根據正式合約和正式規則做交易的習慣，而不是去摸潛規則。
《中國企業家》：由于中國自己的特點，現在恰恰能走出去的是一些大型的國企，民營企業似乎還不具備這個能力。就您目前觀察到的情況看，西方知識界對這些國企的主流看法是什么？
陳志武：西方看法兩種都有，美國的很多經濟學家、政府決策層和民間智囊團體不支持美國國會的貿易保護主義姿態，認為國會不應該阻撓中海油收購尤尼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覺得應該阻撓。支持阻撓的人覺得中海油作為國有企業，它就是國家的代理人，所以中海油到美國來收購美國的能源公司，這不是一個企業行為，而是一個國家行為。正因為這一點，過去一兩年我也建議，中國應該成立專門做海外資源并購的基金，用這些基金支持民營企業作為海外市場并購的主要力量。因為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越多，越讓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海外擴張擔心。由民營企業去做，政治上的風險就要小得多，而且經濟效益也會更好。
·民主、法治和工業化
《中國企業家》：如果說私有產權和完善的金融保險市場是實現自由、民主、法治的經濟基礎的話，那么什么是中國企業家精神該具備的基礎呢？早一輩企業家的路徑讓人們一直討論著他們的“原罪”問題，不少企業家因此被抓，是因為他們缺少一個精確、可預期的環境，還是因為他們自身內生的儒家精神出了問題？接下來的新一代企業家會有什么變化？
陳志武：好的制度可以把壞人變好，壞的制度可以把好人變壞。目前在政府高強度的管制下，在國有制下，整個制度架構使得劣幣驅除良幣，良幣也變成劣幣。
國內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土地等很多資源都是國有的，企業家不得不跟政府打交道，同時政府的審批程序很多，尤其像房地產、金融、能源、電信，哪個行業利潤多，管制也越多，這使得進入這些行業的門檻提高了。你要有關系，要跟權力結合，才有可能拿到那些批文。這樣一來，在一個高度管制的社會里，制度環境實際上效率是很低的，好人也被逼著變壞。尋租、行賄、受賄有了滋生的空間。因此，在中國要成為成功的企業家，除了少數人以外，更多的人就是通過行賄建立非常牢靠的政府關系，這樣你才能進入其他人不太容易進入的行業，得到其他人不太容易得到的項目。
不過話說回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那些新興行業的企業，比如軟件、電腦、互聯網，由于是新的、先存的管制相對較少，再加上這些行業的企業可以到美國、香港上市，使得這些新興行業出來的富翁、企業家，到目前為止出問題的較少。比如張朝陽、沈南鵬、江南春、施正榮等，這些人的財富是靠到美國上市實現的，非常陽光。所以現在中國各種現象和趨勢也越來越復雜和多元化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管制較少的新興行業培養出來的企業家不是“儒商”企業家，而是“世界型”企業家，是中國經濟的未來。這些現象當然也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中國企業家》：國內企業與先進商業國家的企業相比，最大的區別是人治與法治的區別，您認為儒商“人治”的這部分能否國際化？民主和法治跟工業化孰先孰后？
陳志武：如果儒商“人治”真的被國際化，這不是倒退了嗎？
民主在很多人看來是西方來的東西，其實民主真正被系統的實現只是近代的事。既便在西方國家里，雖然先在古羅馬、后在12、13世紀的城邦就有民主，但實際上不成氣候，真正成氣候是17、18世紀的事。這是因為，如果是農業社會，那么利益的規模小，再加上運輸條件沒辦法跟上，那么，即使政府的權力沒受到制約，沒有民主的架構來控制政府權力，關系也不是太大，因為政府能夠拿到手里的資源非常少，他們再濫用權力，給老百姓帶來的危害也是有限。
但是隨著鐵路技術的出現，蒸汽輪船的出現，若政府權力不受限制，對社會所能帶來的破壞就會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比如，社保基金超過萬億，一個建行存款也有好幾萬億，這種規模的資源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一個機構可以控制民間這么多的民脂民膏。所以，回過頭來講，如果當時清政府能有一個建行或工行控制那么多的資源，如果清政府也可以隨時伸手調動這種銀行資源的話，那么清政府的日子就會好過多了。但是，那時候沒有這樣的金融機構，也沒有這么大的企業，也沒有鐵路系統、公路系統、空運系統來幫助他們調動資源，所以農業社會確實不需要民主。
西方的法治也是近代才完善的。雖然原來也有法院、法治，但是直到19世紀中期的時候美國法院里面的行賄受賄也是常有。今天美國這么健全的法治和民主體系，跟現代傳媒的關系都很大，報紙、電視、互聯網和各種通訊手段把所有當權者的言行都公布于世人眼前。換句話說，在沒有電話、電視，也沒有那么多的報紙，更沒有互聯網之前，美國權力的黑箱操作也很嚴重。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初西方國家也是人治，也是靠關系來做事情，只是隨著人們權利意識的加強、技術的進步，西方在過去800年里慢慢過度到法治，并總在完善。
儒家文化誕生于農業社會，在沒有公路、鐵路、海運之前，商人們基本上在本地做生意，在生意規模有限的情況下，人際關系導致的暗箱操作影響不大，不容易損害當事人太多的利益。但是在今天的中國，交通、通訊和工業技術使得商業規模和市場范圍大大增加了，如果還是按照潛規則運作的話，局面就大為不同了。
所以，中國企業走出去之前和之后，應該把儒家文化留在家里，不僅不要想把“儒商”文化帶向世界，而且要接收并習慣基于法律的商業運作，多用專業化的律師。（來源：《中國企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