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3月5日評論版頭條：“兩會”是中國社會輿論的“集中問政”期，也是檢驗國內外媒體智商的時刻。議論紛紛是件好事。因為它從一個側面證明：中國的“兩會”不是中國政治制度的裝飾品，而是探尋中國政治經濟發展趨勢的的窗口，是了解中國社會各階層利益訴求的信息渠道，是把握中國政府制定政策所依據的社會基礎的準確掃描。不過，如果要想真正了解本次“兩會”可能出現的熱點焦點，就必須首先了解中國最高決策層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總態勢的基本看法與基本判斷。因為，正是這種這些看法和判斷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本次“兩會”的主旨和走向。

那么，中國領導人對當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看法與基本判斷是什么呢？

用兩句話就可以簡要概括。第一句話是：中國正處在一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第二句話是：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矛盾的凸顯期。

所謂“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就是指在世界金融海嘯掀動的經濟危機下，中國一方面成為了舉世矚目的全球前幾位的主要經濟體，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調整世界不合理的經濟秩序中有了前所未有的發言權。但另一方面，傳統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和以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著樓市泡沫、產能過剩、通脹壓力、出口受限等等復雜形勢，政府把宏觀調控的重心悄然移向“調結構、防通脹”，加快發展方式轉變上，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勢在必行。人們注意到，在近日中國領導人的講話中，提及最多的字眼就是“轉變”。所謂的“轉變” 就是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三者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中國領導人認識到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使經濟增長速度受挫，實質上是對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一種倒逼與匡正。不過，從剛剛公布的2009年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盡管中央反復提出實現轉變的目標與要求，但那些高能耗高投資低效益的企業依舊是幾家獨大，“強者恒強”的壟斷性財富神話還在持續上演。這再次證明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面臨多么巨大的困難！于是，如何主動地、自覺地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就來得更加急切。胡錦濤在對省部級領導人研討會的講話中，耐人尋味地使用了50多個“加快”。可見此事已是刻不容緩。

“社會矛盾的凸顯期”的出現并不是發展之過，而是發展之果。“過”具有失察的貶意，“果”則是不含任何褒貶的分折。早在17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曾對此有所預見。他說，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作為一個經過人生巨大波瀾仍不失對民族具有強烈責任感的人，鄧小平特別指出了發展起來之后中國社會矛盾凸顯的基本原因就是“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不久前，溫家寶總理就政府工作報告在基層征詢意見時就承認，當前，老百姓意見最大的就是三條：一是“腐敗”，二是“收入差距過大”，三是“房價過高”。細細分析就會明白，這三條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社會財富能否得到公平與合理分配的問題。去年，中國政府已經出臺了許多成效顯著的惠及中低收入群體政策措施，諸如“家電下鄉”“農機補貼”“以舊換新”“減免學費”等等，但是，如何從社會財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上增加公民的實際收入，從“源頭”上解決城鄉居民收入所占社會財富比例過低的問題，實現以城鄉居民最終消費為主的“健康”式的擴大內需，依然有著巨大廣闊的政策運作空間，也依然是對中國各級決策層執政水平、施政智慧和從政道德的巨大考驗。

能不能抓住重要的戰略機遇期，能不能度過社會矛盾凸顯期，能不能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國際競爭中搶占制高點，肯定是本屆本次“兩會”最基本的話題與議題。又由于今年是中國“十一五”規劃的收關之年、“十二五”規劃的醞釀之年，所以議論之熱烈建議之踴躍都是可以想見的。在這個氣候回暖的季節，中國會在反思與自信的基礎上準備新的起跑。（作者為   秦曉鷹   編輯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