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年輕人，目前他們在外出打工的1.5億人農民工里占到60%以上，大約1億人。由新生代農民工而引發的種種問題，引起了參加兩會的全國政協社科界委員的關注。就此，記者與王名、李冬妮、張倩紅委員進行了一番長談。

新生代農民工加劇“民工荒”？

農民工結構正在或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新生代農民工與父輩相比，學歷更高、視野更寬、個性更強。

去年年初，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作為“來料加工世界工廠”的珠三角地區，最早受到沖擊，因無法獲得訂單，大量企業破產倒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失去工作。突如其來的“民工慌”不但“慌”了農民工，甚至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關注。進入下半年，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紛至沓來的訂單又讓企業遭遇了“招工難”，珠三角地區99%的企業缺工嚴重。年初與年尾相比，當地勞動力市場可謂是“冰火兩重天”。

有人說，從“民工慌”到“民工荒”，與農民工結構正在或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不無關系。這一說法得到了王名委員的認同。王名認為，目前新求職人群以80后、90后的農村新青年居多，與第一代農民工大多只有小學或初中文化，背負著沉重的家庭負擔，其打工的目的就是為了養家糊口不同，新生代農民工與父輩相比，學歷更高、視野更寬、個性更強，除工資薪酬外，他們還注重對職業前景的選擇，更加注重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們要求的工作質素往往更高，同時也更不愿吃苦，而這種截然不同的心態，必然令“民工荒”問題更加惡化。或許，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將一去不復返。“如果要在工廠拿到1800元月薪，每天至少要加班3小時；而在專賣店做營業員，只需要每天上班8個小時就獲得相等工資，而且工作環境更好。”今年20歲的四川姑娘黃儀容，她父親90年代曾在東莞一間運輸公司工作8年，她亦于前年起到廣東打工，屬于典型的“農民工二代”，其言其行，頗有代表性。

幫新生代農民工走出“夾心層”

故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越來越遠，這令許多處于城市和農村邊緣的新生代農民工無所適從。

到今年，李冬妮委員已是第三次就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提交提案。她認為，隨著第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大和逐步返回農村，農民工二代陸續進入城市并成為農民工的主體，作為城市中一個特別的群體，新生代農民工成長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與其長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并呈現出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特征。他們生活在城市中，但大部分跟父輩一樣還是農民身份，只有少數人轉為城市戶口。他們手上沒有務農留下的老繭，不會農活，不適應農村生活；他們有著扎根城市的夢想，但收入偏低，技能缺乏，難以在城市安家。對多數新生代農民工而言，雖然他們的故鄉依然是農村，但這個故鄉在自己精神世界里越來越遠，只停留在逢年過節的探親之中，實際上一直處于城市和農村之間流動的“夾層”。在城市化的浪潮中，這令許多處于城市和農村邊緣的新生代農民工無所適從。

張倩紅委員則表示，消除因城鄉、階層等因素給新生代農民工帶來的負面影響非常重要。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同齡人成長環境有很大差異，導致精神、心理以及行為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別。為此，在有的城市還曾出現原居民不接納甚至歧視農民工等現象，這個“隔膜”不消除，勢必影響“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眼下，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的不僅僅是身份認同的問題，城市認同感和文化認同感問題同樣是亟待消除的困惑。

給新生代農民工以制度關懷

降低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的門檻和成本，使他們能夠盡快融入城市。

在夾雜著夢想與困惑的“要‘飯碗’更要發展，給我前途給我歸屬“的呼喚聲中，新生代農民工獨特的成長經歷和全新的人生觀、價值觀、就業觀等，無疑為社會提出了一道全新的命題。委員們認為，能否解決好這個龐大群體的長期出路將是一件決定國家未來的大事。農民工二代問題比農民工問題更復雜，解決起來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朝一夕。這需要引起全社會的重視。其中首要的，是要給新生代農民工以制度關懷，構建起覆蓋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讓新生代農民工獲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平等待遇，在教育、醫療、社保、住房、就業等方面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權利，設身處地地解決他們面臨的主要困難，降低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的門檻和成本，使他們能夠盡快融入城市。通過加快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真正體現出權利的進步，社會的進步。

來源：人民政協報 編輯：段若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