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元年：加工資減稅負并舉

　　中國日報網消息：將3個月辛苦攢下近1萬元住房貸款存入銀行的按揭賬戶后，王曉林的銀行卡開始亮“紅燈”了。他一直認為銀行卡至少要有10萬元才能在上海這種國際化大都市里有安全感。但自從買房之后，他的存款就沒有高過5位數。

　　王曉林并不是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他已經來上海10年了，在這里工作、結婚、生子、買房，還在一家國有葡萄酒公司做高管。十年間，王曉林的工資只增長了10%，每個月工資稅后7000元出頭，每個月還完房貸和支付日常開銷之后，所剩無幾。

　　有時候王曉林會羨慕或者妒忌他的同班同學李義。李義大學畢業之后通過各種關系進了電力行業的一家公司，房子的一次性支付使他省去了不必要的手續和麻煩，不菲的年收入讓他在工作之余，還可以與家人一同去周邊游玩，生活品質不知道比王曉林高了多少倍。

　　王曉林和李義的經歷是中國收入分配現狀的一個縮影，同樣是大學生，同樣是進了國有企業，但由于一家是競爭性行業，一家是壟斷性行業，十年下來收入就已經相差了10倍。

　　以行業差距、地區差距為代表的中國畸形的收入分配格局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與網民進行在線交流時表示，一個社會當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這個社會也是不穩定的。

　　2010年或許可稱為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元年。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李樸民7日表示，今年中國將盡快出臺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的方案和政策措施。這是官方首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臺的時間表。

　　可以預期，與之前收入分配改革重二次分配而輕一次分配的思路不同，本輪收入分配改革將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與此同時，加大財政、稅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

　　一言以蔽之，本輪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加工資”與“減稅負”并舉，讓老百姓能夠直接分享GDP增長的成果。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從去年開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過低的問題就以各種方式凸顯在公眾面前。

　　據參加常委接見的政協委員們透露，常委們或多或少都提到了這個問題。一位常委還明確表示，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1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

　　民革中央在向本屆政協大會提交的一份名為《關于進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調整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建議》的提案中指出，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是目前我國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中最突出的問題。低收入人群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工資所得，要增加他們的收入，就要在努力增加就業的同時，進一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曾長期在勞動保障第一線工作的全國政協委員、成都市副市長劉家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關鍵是要提高農民工收入，因為這個群體已經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

　　在市場經濟條件之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主要由勞動力市場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能夠控制的只有最低工資標準。

　　劉家強認為，近年來由于政府不斷提高退休職工的養老金水平，每年增長幅度都在10%，在成都，養老金平均水平已經到1000元左右，但工人的工資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這種“倒掛”現象是不正常的。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態勢趨好，物價上漲不大、就業壓力與以往變化不大，因而也贊同現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他表示，各類企業低收入工薪勞動者增加工資收入主要是依靠政府適時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來實現。

　　“要對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制度給予稅收減免優惠，鼓勵和引導這些企業給員工加工資。”蘇海南說，而且“加工資、擴內需”的范圍還可以進一步擴大，“在企業員工工資增長的同時，事業單位今年將逐步實施績效工資，還可以通過建立邊遠地區、艱苦地區津貼，特殊崗位津貼等對這些地區公務員特別是基層公務員合理增加一些工資。”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對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一些擔憂。他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是把雙刃劍，它一方面可以帶動低收入者工資增長，但對于企業來說，會造成用工成本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企業的用工需求，有可能增加待業人群和失業人群。

　　強化集體談判實現“加工資”

　　在優化初次分配中，與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著同樣重要作用的是建立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

　　雖然政府每年都會出臺工資指導線，但這不像最低工資標準一樣具有法律效力。法律雖然會追究制裁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企業，但并不會制裁多年不漲工資的企業。

　　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唯一途徑是推動行業、區域性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而且這種集體協商應該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

　　民革中央建議，在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過程中，必須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通過“建立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把分散的農民工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勞資雙方對等談判的格局，從而在理性溝通中構建企業職工工資調整機制。同時還建議，盡快選擇一些地區進行試點。

　　劉家強也表示，工資集體談判機制一直都是存在的，但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實踐中，工會與資方談判能力比較差，因為工資的增長是需要以企業的經營數據作為依據的，但企業不會把這些材料交給工會。

　　因此，劉家強建議，下一步政府必須采取有效措施讓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盡快發揮作用，這將非常有助于提高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直接改善收入分配結構。

　　李實表示，雖然初次分配在優化收入分配結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實際上政府能做的非常有限。

　　“整個市場包括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都由一個供求關系決定，因為政府的過多干預可能會給有序的市場帶來一些不良后果。但這并不是說整個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不需要政府管制，而在這個層面上做這些相對比較有限。因此政府監管的重點應該在二次分配。”李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