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在日本東京工學院大學孔子學院，孔子學院學員本間道子在學習中國水墨畫。新華社記者季春鵬攝

制定話語權戰略

要跟上國家發展的節奏，以核心價值理念為載體，建設發達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

周方銀（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公共外交的目標必須是戰略性的，具體來說就是化解中國發展的壓力、減少中國發展的阻力。中國的發展速度非常之快，提升話語權的公共外交的節奏要跟上。改善國家形象要通過代際更替，指望一代人改變印象是很難的。公共外交話語權是一個流水線，它包含很多層面，包括政府的偏好、人文學科的建設、政府的實際政策行動等。

張志洲：我們需要明確如何提升話語權。首先要有國家的大戰略。沒有實質性的戰略內容是不行的，而具體的行業部門也應有具體的話語權要求。話語要系統、有體系，要對國家有清晰的定位，要重構核心價值理念，要建設發達的人文社會科學。

劉貞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提升中國的話語權，還要重視中國應該用什么來提升話語權。一般而言，提升話語權的主要載體還是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要敢于和對象國社會中的輿論權威進行競爭，這是衡量中國外交是否取得成效的一個重要標準。在話語權建設過程中，還必須解決精英領導大眾的問題。如果精英缺少對大眾的理解，就不能有效領導大眾，就會大大壓縮話語權空間。

余萬里（北京大學副教授）：提升中國話語權主要有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從對內的角度來看，國內媒體爭的是國內話語權，如果在國內失聲，那么在國際上就沒有發言權。輿論的引導針對大眾，更針對精英。因為精英的意識本身比較混亂，所以政府會有一些擔心。美國雖然在表面上很自由，但事實上，美國精英階層有討論的邊際性，他們知道進行討論的自我約束的邊界在哪里。

很多人曾認為中國對外宣傳應以傳播中國的古典文化為主。好萊塢拍攝電影《花木蘭》，以別樣的方式講述典型的中國故事。這是我們需要不斷加強的方面，即用西方人熟知的語言和故事傳達中國的價值觀。但需要明確的是，西方對中國傳統的認知首先是好奇，不可能由此完全認同中國。

需要注意方式方法

堅持用先進的價值觀對外講話，樹立理性和成熟的話語體系,加大話語表達力度，代表發展中國家的聲音

鄒建華（中國外交部參贊）：提升話語權要注意方式方法。在方式上，我們不僅要增加對外傳播聲音的覆蓋率，而且要參與國際議程的設置。事實上，很多新聞媒體都在做這方面的努力，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等中國主流媒體在海外都設立了分社，同時也在采取諸如收購外國媒體的行動。公共外交活動已經提升到議事日程上來，尤其獲得了外交部的高度重視。

如何提升行動的效率，這是十分急迫的任務。外宣效果取決于時效性、公信力、針對性和親和力，這四點是靈魂。外國對中國了解不多，應采用對方的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來進行對外宣傳，可以適當淡化政治色彩，突出人文因素。

在具體方法上，我們需要注意轉變話語體系，減少情緒化語言的使用。現在還有一些語言停留在很早階段，過于情緒化，過于生硬。在一些問題上，國內網民聽起來很有力度的一些話，其外宣效果卻適得其反，給人一種話語體系不成熟的印象。要努力樹立理性和成熟的話語體系。我們越是處于輿論中心，各種評論中國的聲音會越多。因此，要學會坦然面對，要有大國胸懷，不能沾沾自喜，不能指望永遠在掌聲中前進。

江憶恩：中國需要注意不讓話語的多元化導致傳遞相互矛盾的信息。雖然，這種多元化有其積極意義，它會使美國人改變對中國一成不變的印象，但這同時有可能導致政府發出權威聲音的力度變小。這可能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困境。

每個國家都試圖向外傳播自己的積極形象，但這些積極信號都構成了一成不變的固化形象，使民眾更加關注彼此之間的不同。社會學的理論告訴我們，兩個人認為他們越不相同，他們越有可能將彼此之間的關系視為競爭關系。這是強調自己特殊性的問題所在。

應當借助公共外交發現對象國的意見領袖，然后影響他們，再借助他們的地位，去影響對象國的整體輿論。社會交流對促進彼此關系的改善是有裨益的。讓對方對自己的態度發生改觀的方法在于使對方認識到我們之間存在相同之處，而不是去強調彼此的不同，其方式主要就是社會交流，比如旅游、留學等。這些都將有效減少民眾對彼此間不同的認識，所以僅僅開展政府之間的交流是不夠的。

張勝軍（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近年來，中國在提升話語權方面進步很大。中國和其他國家互動增加，在此過程中，我們應該加強話語表達力度。舉例來說，在一次討論達爾富爾問題時，外國學者問我為什么中國不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促使問題的解決。我的回答是，這涉及到話語權的問題。中國強調重視發展，因為發展能從根本上改善人權，這是有依據的，但這個觀點并沒有在西方產生共鳴，其原因就在于話語權。要代替西方的話語體系是不現實的。努力的方向應是在既有的話語體系中找到立足點，或者說找到突破口。這就是話語權背后的戰略邏輯，而不是僅僅從話語的技術上加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