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焦慮極具傳染性。作為父親，我有著同樣的擔心。中國的9年制義務教育，并不包括幼兒園階段——幼兒園教育游離于義務教育之外，政府財政基本上不負擔，除了導致幼兒園收費的混亂之外，另一大常被亂收費高收費掩飾的問題就是：管理的混亂。幼兒園的孩子不但脆弱易受侵害，而且受到侵害后也不太會向大人描述，在成年人面前他們就像一個個小動物——這是一種天然地易受侵害的對象。
更重要的是，幼師行業又是一個缺乏嚴格的行業門檻、魚龍混雜、特別依賴個人責任感和愛心的行業。曾有調查發現，很多幼師都是15至18歲的少女，她們正處于一個生理、心理都發生巨大轉變的關鍵時期，不少是學習差、升學無望，然后迫于社會和家庭壓力才選擇幼師的——本身就是“問題少女”、“問題青年”，怎么會善待孩子們呢？家長無法不焦慮。
虐童后遺癥下，如不以讓公眾看得見的監管安撫家長之心，努力保證此類虐童不再發生。幼教、家長的關系，很容易重蹈醫患關系惡化的覆轍，我們的社會最后一個脆弱的、殘存著信任的堡壘，也將被擊潰。孩子是那么的脆弱，教師的道德自律是那么的脆弱，家長又看不見孩子在學校的狀況，對幼教的信任也是非常脆弱。一個讓人震驚的溫嶺虐童事件，足以擊潰這種本就無比脆弱的信任關系，如醫患關系那樣奔向失控的邊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