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于當地時間12月7日晚在瑞典學院的一場演講中，提到曾令他痛苦的一件事：困難時期母親帶著他偷拾麥穗被人發現。那個高大的男人不顧他母親的哀求給了她一個嘴巴，在她的嘴角留下一線血跡。“多年以后我在家鄉的街巷上看見了那個他——已經成為一個老人——立刻想上去回敬他。但母親攔住我說，‘這個人與那個人已經沒有關系了’。”可以這樣認為：她倒并非以寬容之心忘卻了侮辱，而是有能力和自覺作為自己心域的主人去審視一個人一時的德性放任。

莫言在講演中以三分之二的篇幅陳述了這位中國母親的堅韌性格與他的文學底色之間的血脈關聯，令聽者動容。一個中國作家的中國式情感，正在贏得世界的理解和尊重。

無獨有偶的是，正在熱映的電影《一九四二》之原著《溫故1942》也處處可見作家劉震云遙遠的故鄉底色：“故鄉的晚風吹動了俺老娘的白發。就在暮色炊煙里，和俺老娘一起回家。”那些遙遠的存在就是劉震云的來路，仿佛一棵樹的根脈和供養，使作家的人和文都有了質樸和悲憫的意思。

中國正在抓住以文學藝術更好溝通世界的機會。“莫言-諾獎潮”在中國圖書市場上形成了一系列反響。它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得出版機構相應而動，多種“文集”、“選本”、“精選”層出不窮，刺激了低迷已久的出版市場，同時也因閱讀者眾而拉動了出版供需鏈條。

當然也有學者指出，“由此即得出‘中國當代文學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進而可與其他文學大國平起平坐’的結論，似乎是一種簡單的邏輯”。有關此點，其實評論家李建軍已曾談及，“中國很多當代優秀作家的文學成就并不低。如，汪曾祺作品的文學價值就堪比庫切，史鐵生作品的價值亦絕不在帕慕克之下。中國現代作家如魯迅、張愛玲者之才華，放在世界現代作家中來看也是第一流的。只是，以往由于文化溝通上的巨大障礙，常使世界無法準確評價中國的文化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