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與網絡，距離幾何？

有時候，很近。一條微博，可以為需要急救的人“開道”，幾個小時就能為窮困的孩子籌到善款，愛心接力一棒接一棒地傳遞著正能量。

有時候，又很遠。網上可以有掘地三尺的人肉搜索，無憑無據的猜疑指控，花樣百出地侮辱詆毀，卻不需要有“言責自負”的顧慮。

當網絡暴力走向現實，誰能扼住它的脖子？

傳統媒體的公信力能起多大作用

今年1月15日，麥田發文質疑韓寒，稱其文章很可能由路金波代筆。雖然麥田之后不久即道歉并退出論戰，但方舟子接棒質疑，與韓寒展開隔空“罵戰”，雙方粉絲各組“辯友團”吶喊助威，戰況空前。

本來應該是當事人之間的質疑與回應，后來發展成為各自粉絲的站隊和攻擊，這幾乎成了網絡大戰的必有項目。

今年3月初，演員趙文卓被《特殊身份》劇組指“耍大牌罷拍”，拖延劇組進度，進而解除合約。趙文卓接受采訪時則稱，甄子丹是“戲霸”，自己實際是對方轉移責任的犧牲品。接下來，雙方對錯在網上以粉絲間“混戰”進行得如火如荼。

“網絡傳播的一個明顯特征是，它形成了一個一個的‘話語場’。這個場是一個沒有多少人關心事實、沒幾個人愿意核實真假的浮躁語境。”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欒軼玫表示，網絡的匿名屬性使得它鼓勵了群體這個“無名氏”提供一個發泄及抒發的平臺。

當微博用戶數量超過3億的時候，網民的聚合性和參與性遠超博客等媒介。欒軼玫表示，互聯網形成了一個“情緒與輿論的集散地”，它能很快地點燃情緒，傳遞情緒，放大情緒，激化情緒。

“他們有一腔道德義憤和很容易被激起的正義沖動，更習慣于作道德判斷而非追問真假，情緒很容易被炒作的‘魔彈’所擊中并操縱，易于被人編造的故事和場景所迷惑。”欒軼玫說。

當情緒可以“無障礙”表達的時候，理性顯得徒勞無力，所謂監管也成了難題。

“傳統媒體‘新媒體化’是進行網絡輿論平衡、實現有力引導的一個非常棒的做法。”欒軼玫說，傳統媒體的“新媒體平臺”成功遷移了其“母體”——傳統媒體多年累積的“公信力”財富，從理論上講，這使得它應該更具有“先天優勢”。

遺憾的是，現實中，傳統媒體往往困于媒介體制、媒體領導者的理念、資金和人才等多方面原因，其“新媒體化”的道路往往走得十分艱辛，其“新媒體化”后的媒介產品往往缺乏市場競爭力，在新媒體領域影響力相對較弱。

在這一情形下，即使它母體原有的“公信力”再強，它的“新媒體”鮮有人使用時，其母體“公信力”也很難發生作用，因此想借傳統媒體“新媒體化”后來實現輿論引導就變得比較困難起來。

“這就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欒軼玫說。

公布個人信息和侵犯隱私的不同

網絡時代，人肉搜索已經不是新鮮詞語。

2008年，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原局長周久耕從發表“將查處低于成本價賣房的開發商”的不當言論開始，一步步被“人肉”出抽天價煙，戴名表。隨后，周久耕以涉嫌受賄罪被起訴。

這次“人肉搜索”被視為“網絡反腐”的勝利，被很多支持者津津樂道。

于億萬人中找到某個特定的人并“解剖”他，已經不是難事。一個車牌，一張照片，一個電話號碼，一句話，一篇日記……諸如此類的蛛絲馬跡，經過不斷拼接、組合、加工，“食材”越來越多，菜色越來越豐富，一頓豪華的“信息大餐”就此烹得。

只是，這頓大餐不能隨便享用。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德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人肉搜索作為一種網絡信息搜集方式本身具有“價值中立性”，它既可以被用作合法、正當目的，也可以被用作非法目的。

劉德良認為，目前的人肉搜索面臨的問題是，網民在評價被搜索者的過程中言語過激或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犯被搜索者的名譽權。

“我們之所以害怕或不希望別人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工作單位、家庭住址、電子郵箱等個人信息公布于網絡之上，就是害怕一旦這些信息公布后可能會被濫用，如撥打騷擾電話、跟蹤、發送垃圾短信或郵件等。”

但劉德良說，公布個人信息的行為與后續的個人信息濫用行為，不能混為一談。

“界定隱私和隱私侵權必須考慮到它和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的關系。”劉德良表示，立法要做的不是簡單地把公布他人的與人格尊嚴沒有直接關系的一些個人信息行為視為隱私侵權行為，而是把后續的個人信息濫用行為，尤其是未經許可的商業性濫用行為作為重點規制對象。

法律不是管不了，只是維權成本高

搜狐微博的公告欄里有一條辟謠微博。

“山東女子賣淫助學300貧童，愛心感動無數人！——山東沂水縣泉莊鄉郭家官莊村有一個賣淫女子，十年來資助了從小學到大學共300多貧困學生。”這條微博，“經搜狐微博查證，純屬造謠。這個所謂賣淫助學的事件純屬子虛烏有。”

辟謠日期是在今年5月，可實際上這是5年前的舊聞。2007年3月，這篇網帖一度登上許多論壇的首頁，轉載網站多達200多家。5年過去，還有人“謊話”重提。

“一旦這類信息出現在互聯網上，就有被復制傳播的可能性，即使刪除原帖，后續的傳播行為也無法有效控制。”劉德良說，網絡侵權行為的違法成本低，被追究的幾率也很低。

劉德良認為，發生在互聯上的謾罵、侮辱、詆毀他人的一些行為，“如果侵犯了他人的名譽權，當事人可以根據《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

但網絡暴力并不是簡單的法律問題。現在的問題不是無法可依，而是受害人想找到數量龐大的侵權者非常困難。即使找到了侵權人，《民法通則》只是要求對方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只有造成精神侵害才有少額賠償。對被害人來講，維權成本很高。

在《侵權責任法》出臺之前，劉德良曾起草過“網絡侵權行為的專家建議稿”，但未能在《侵權責任法》中體現。他認為，從源頭上預防、減少網絡侵權行為的發生，才能逐步遏制網絡暴力現象。

“這并不是說要控制網民正常發言，而是說你的言論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不能危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劉德良表示，要注意區分社會公眾的言論自由、正常的道德評價與通過捏造事實、以侮辱誹謗等方式進行的名譽侵權行為。前者，應該鼓勵；后者應該被禁止。

目前，從法律規范上來說，很多網絡平臺服務商并沒有事前進行“內容審核”的權力，大都是根據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進行事后控制，“實踐中，往往是涉及批評、監督類的信息被刪除、被屏蔽。”劉德良認為，只要這些信息不涉及誹謗、侮辱，網民應該是可以自由表達的，這也是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公民權利。

在劉德良看來，言論自由的內涵之一就在于多樣性，只要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就可以表達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可以質疑和批判，“我們不能要求所有人對某件事關心的角度都一致”。

“下一步，立法應該重點考慮如何降低受害人的維權成本。”劉德良說，只要證明自己是受害人，他就可以向監管部門或者是法院申請，由他們要求相關網站提供侵權人的真實信息，繼而采取進一步的維權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