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與網絡，距離幾何？

有時候，很近。一條微博，可以為需要急救的人“開道”，幾個小時就能為窮困的孩子籌到善款，愛心接力一棒接一棒地傳遞著正能量。

有時候，又很遠。網上可以有掘地三尺的人肉搜索，無憑無據的猜疑指控，花樣百出地侮辱詆毀，卻不需要有“言責自負”的顧慮。

當網絡暴力走向現實，誰能扼住它的脖子？

傳統媒體的公信力能起多大作用

今年1月15日，麥田發文質疑韓寒，稱其文章很可能由路金波代筆。雖然麥田之后不久即道歉并退出論戰，但方舟子接棒質疑，與韓寒展開隔空“罵戰”，雙方粉絲各組“辯友團”吶喊助威，戰況空前。

本來應該是當事人之間的質疑與回應，后來發展成為各自粉絲的站隊和攻擊，這幾乎成了網絡大戰的必有項目。

今年3月初，演員趙文卓被《特殊身份》劇組指“耍大牌罷拍”，拖延劇組進度，進而解除合約。趙文卓接受采訪時則稱，甄子丹是“戲霸”，自己實際是對方轉移責任的犧牲品。接下來，雙方對錯在網上以粉絲間“混戰”進行得如火如荼。

“網絡傳播的一個明顯特征是，它形成了一個一個的‘話語場’。這個場是一個沒有多少人關心事實、沒幾個人愿意核實真假的浮躁語境。”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欒軼玫表示，網絡的匿名屬性使得它鼓勵了群體這個“無名氏”提供一個發泄及抒發的平臺。

當微博用戶數量超過3億的時候，網民的聚合性和參與性遠超博客等媒介。欒軼玫表示，互聯網形成了一個“情緒與輿論的集散地”，它能很快地點燃情緒，傳遞情緒，放大情緒，激化情緒。

“他們有一腔道德義憤和很容易被激起的正義沖動，更習慣于作道德判斷而非追問真假，情緒很容易被炒作的‘魔彈’所擊中并操縱，易于被人編造的故事和場景所迷惑。”欒軼玫說。

當情緒可以“無障礙”表達的時候，理性顯得徒勞無力，所謂監管也成了難題。

“傳統媒體‘新媒體化’是進行網絡輿論平衡、實現有力引導的一個非常棒的做法?！睓栎W玫說，傳統媒體的“新媒體平臺”成功遷移了其“母體”——傳統媒體多年累積的“公信力”財富，從理論上講，這使得它應該更具有“先天優勢”。

遺憾的是，現實中，傳統媒體往往困于媒介體制、媒體領導者的理念、資金和人才等多方面原因，其“新媒體化”的道路往往走得十分艱辛，其“新媒體化”后的媒介產品往往缺乏市場競爭力，在新媒體領域影響力相對較弱。

在這一情形下，即使它母體原有的“公信力”再強，它的“新媒體”鮮有人使用時，其母體“公信力”也很難發生作用，因此想借傳統媒體“新媒體化”后來實現輿論引導就變得比較困難起來。

“這就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欒軼玫說。

公布個人信息和侵犯隱私的不同

網絡時代，人肉搜索已經不是新鮮詞語。

2008年，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原局長周久耕從發表“將查處低于成本價賣房的開發商”的不當言論開始，一步步被“人肉”出抽天價煙，戴名表。隨后，周久耕以涉嫌受賄罪被起訴。

這次“人肉搜索”被視為“網絡反腐”的勝利，被很多支持者津津樂道。

于億萬人中找到某個特定的人并“解剖”他，已經不是難事。一個車牌，一張照片，一個電話號碼，一句話，一篇日記……諸如此類的蛛絲馬跡，經過不斷拼接、組合、加工，“食材”越來越多，菜色越來越豐富，一頓豪華的“信息大餐”就此烹得。

只是，這頓大餐不能隨便享用。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德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人肉搜索作為一種網絡信息搜集方式本身具有“價值中立性”，它既可以被用作合法、正當目的，也可以被用作非法目的。

劉德良認為，目前的人肉搜索面臨的問題是，網民在評價被搜索者的過程中言語過激或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犯被搜索者的名譽權。

“我們之所以害怕或不希望別人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工作單位、家庭住址、電子郵箱等個人信息公布于網絡之上，就是害怕一旦這些信息公布后可能會被濫用，如撥打騷擾電話、跟蹤、發送垃圾短信或郵件等。”

但劉德良說，公布個人信息的行為與后續的個人信息濫用行為，不能混為一談。

“界定隱私和隱私侵權必須考慮到它和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的關系?！眲⒌铝急硎荆⒎ㄒ龅牟皇呛唵蔚匕压妓说呐c人格尊嚴沒有直接關系的一些個人信息行為視為隱私侵權行為，而是把后續的個人信息濫用行為，尤其是未經許可的商業性濫用行為作為重點規制對象。

法律不是管不了，只是維權成本高

搜狐微博的公告欄里有一條辟謠微博。

“山東女子賣淫助學300貧童，愛心感動無數人！——山東沂水縣泉莊鄉郭家官莊村有一個賣淫女子，十年來資助了從小學到大學共300多貧困學生?！边@條微博，“經搜狐微博查證，純屬造謠。這個所謂賣淫助學的事件純屬子虛烏有?！?/p>

辟謠日期是在今年5月，可實際上這是5年前的舊聞。2007年3月，這篇網帖一度登上許多論壇的首頁，轉載網站多達200多家。5年過去，還有人“謊話”重提。

“一旦這類信息出現在互聯網上，就有被復制傳播的可能性，即使刪除原帖，后續的傳播行為也無法有效控制。”劉德良說，網絡侵權行為的違法成本低，被追究的幾率也很低。

劉德良認為，發生在互聯上的謾罵、侮辱、詆毀他人的一些行為，“如果侵犯了他人的名譽權，當事人可以根據《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p>

但網絡暴力并不是簡單的法律問題。現在的問題不是無法可依，而是受害人想找到數量龐大的侵權者非常困難。即使找到了侵權人，《民法通則》只是要求對方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只有造成精神侵害才有少額賠償。對被害人來講，維權成本很高。

在《侵權責任法》出臺之前，劉德良曾起草過“網絡侵權行為的專家建議稿”，但未能在《侵權責任法》中體現。他認為，從源頭上預防、減少網絡侵權行為的發生，才能逐步遏制網絡暴力現象。

“這并不是說要控制網民正常發言，而是說你的言論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不能危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眲⒌铝急硎荆⒁鈪^分社會公眾的言論自由、正常的道德評價與通過捏造事實、以侮辱誹謗等方式進行的名譽侵權行為。前者，應該鼓勵；后者應該被禁止。

目前，從法律規范上來說，很多網絡平臺服務商并沒有事前進行“內容審核”的權力，大都是根據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進行事后控制，“實踐中，往往是涉及批評、監督類的信息被刪除、被屏蔽?！眲⒌铝颊J為，只要這些信息不涉及誹謗、侮辱，網民應該是可以自由表達的，這也是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公民權利。

在劉德良看來，言論自由的內涵之一就在于多樣性，只要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就可以表達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可以質疑和批判，“我們不能要求所有人對某件事關心的角度都一致”。

“下一步，立法應該重點考慮如何降低受害人的維權成本?！眲⒌铝颊f，只要證明自己是受害人，他就可以向監管部門或者是法院申請，由他們要求相關網站提供侵權人的真實信息，繼而采取進一步的維權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