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去年我國城鎮化率超過50%，這對社保體系有哪些影響？

　　鄭功成：這表明我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發展成就很大，但問題和挑戰也很多。快速的工業化并沒有帶來成熟的城市化，沒有成熟的城市化，那么工業化也是不成熟的，對社保制度的影響也不是正面的。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中國要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不僅要有新興工業化，還要有成熟的城市化。表現就是人的戶籍不再是城鄉分割的，而是根據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要而自由遷徙。我估計未來一段時期的城鎮化會加大推進力度，它要求我們要按照工業社會、現代化國家來謀劃未來發展。對社保體系來說，城市化當然是是有利的因素，它有利于社保制度的推進。而當前不成熟的城市化，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大規模的流動人口，顯然是不利于社會保險制度推進的，因為如此龐大的流動人口沒有歸屬感，都是短期化，社保制度也會難以適應。因此，提高城市化率是推進社保制度的有利因素。

　　記者：兩會期間大家對社保基金是否應該通過入市保值增值討論比較多，你的觀點呢？

　　鄭功成：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結余達到27000多億，作為戰略儲備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也有9000億左右，前者被處于地方統籌而分散在各地，主要是養老保險基金，按照現行政策規定只能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債，后果就是社保基金在貶值，每天損失可能要達到一億以上，這其實是參保人的利益在損失。所以，必須要以保值增值為目標，對基金進行投資營運。但社保基金畢竟是所有參保人的“養命錢”，又必須要維護它的安全，安全和收益總是有一些矛盾的。

　　我個人認為，社保基金大規模進入股市是不可行的，因為我國的股市尚未成熟，風險太大。而我國的實體經濟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公共設施建設還需要大量的資金投放，而包括老年服務設施、保障性住房等社會保障項目同樣需要大額的投入。因此，我更傾向于將社會保險基金投向實體經濟、公共設施和其它社保項目。

　　記者：去年開始大規模建設的保障房對控制房價是否起到作用？

　　鄭功成：每年四五百萬套保障房，對緩解城市困難群體的住房需求，促進商品房價格理性回歸，正在起到重要作用，以前僅有不到1%的城鎮困難群眾才能申請到保障房，而伴隨著保障性住房的大規模興建，到2015年公租房將達到20%。這對房地產價格影響就很大了。因為我們住房自有率很高，再加上大規模的保障性住房，供求關系就會趨向平衡，商品房價格也會漸趨理性，人們購買住房將是為了改善居住條件，而不再是為了生存或者用于投資。

　　記者：現在大家談到的住房難，說的是不是住不起自有產權房？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一個觀念問題？

　　鄭功成：住房消費作為個人消費品來講，無疑應當是最昂貴的消費品，應該是用一生的規劃來解決。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的人，一走出校門或者剛參加工作就要買自己的房子的，這是不現實的。這幾年來，我一直在講一個觀點，即住房有三重境界，最高境界當然是自己住自己的房，也就是購買商品房；次高境界是自己住別人的房，即租住別人的房；最低境界是自己住政府的房，即公租房或保障房。我自己沒錢買房并且收入有限也不可能租得起房，政府就有責任提供起碼的居住條件。但不能指望政府負責改善你的住房條件，這個負擔太重了。如果我們的保障房都建一兩百平方米，那就麻煩了，大家都不買房了，都等著國家建房。三重境界要分清，不能一開始就要最高境界，住進自己的房，這是不理性的消費觀念。當然，改變觀念的前提是政府要解決買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人的起碼居住條件問題。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低收入者就可以不急、不慌，因為有穩定的預期，我沒錢的時候可以先住著政府的保障房，等我有條件買房或租更好的房子時，再把保障性住房退出來，這樣就各得其所，人們就安定了。因此，從住公租房到住自己的房，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現在由于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太小，達不到這種效果，實際上放大了大家在住房消費中的不安和焦慮。進而造成大家非理性的追求，進而把商品房價格抬到了非正常的高度。并不是說真的那么多人沒房住，我就和學生說，你們不要急著一走出校門就爭當“房奴”，你們都是獨生子女，你們的父母都有一套房子，你們還要急著買房，你們將來又只生一個孩子，你要那么多房干嘛？難道大家將來都當房東？因此，我們確實需要理性，而政府興建一定規模的保障性住房就是恢復理性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