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魏同賢５日致信媒體及保利拍賣公司，質疑保利此前對公眾宣布拍賣的三封錢鐘書、楊絳先生私人信件之中，兩件寫給他的都是“偽造”。

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魏同賢逐一列舉了保利擬拍的錢鐘書、楊絳書信造假證據。與此同時，他對保利拍賣公司發出了“三問”：第一、兩位通信人都還健在，為何不能擠出一點時間問問書信真偽？第二、書信涉及個人隱私，為何不尊重當事人意見拿出來拍賣？第三、能否告知“假信”送拍者姓名？不排除會對其采取進一步法律措施。

保利“撤拍”錢鐘書、楊絳書信

記者了解到，保利公司原定于６月３日在北京舉行“古籍文獻名家翰墨專場”。眾多拍品中，包括了“錢鐘書先生評‘《圍城》里的三閭大夫’文”、“錢鐘書信札”、“錢鐘書、楊絳至同賢先生信札”。

日前，在１０２歲高齡的楊絳先生以及媒體公眾的強烈反對之下，保利日前已宣布撤拍。

不過，記者登錄保利拍賣公司官網，依然可以找到拍號為３５９３的“錢鐘書、楊絳至同賢先生信札”。這封信估價１２萬元至１８萬元人民幣，內容是錢鐘書與魏同賢交流《七綴集》出版情況。拍品的說明中赫然寫道：“收件人魏同賢，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

另一封據稱為楊絳與魏同賢的通信在保利官網上沒有信息。但據流傳在網絡上的影印件，這封書信內容是楊絳先生與魏同賢“聊家常”，并談及了《朱雯先生紀念集》。信件的抬頭即是“同賢先生”。

魏同賢：“這是明目張膽的造假！”

“這兩封信，都是確切無疑的造假，明目張膽的造假。”早已退休在家的魏同賢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

魏同賢說，他從未委托北京保利拍賣信件，因此與此次事件了無干涉。最近熱心親友紛紛告訴他，保利拍賣的書信中有兩封是寫給他的。聽說此事，他感到非常驚訝。而看到這兩件拍品的影印件后，他更感到從書法筆跡到書信內容都破綻百出，屬于故意造假。

魏同賢對記者回憶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為出版錢鐘書先生的《七綴集》曾與之頻繁通信。錢先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給他寄信寄書。這些書信因為大部分涉及公事，都交給上海古籍出版社歸檔了。其中僅有幾封信屬于兩人私人通信，如今珍藏在家中，“我絕對不會拿出來拍賣，絕不會拿這些書信去謀利。”

魏同賢指出，保利所拍信件漏洞不少。首先，錢先生字跡圓潤俊秀，書卷氣濃厚，但造假書信卻筆力生澀，了無生氣，顯系畫虎不成之作。

他還指出，書信內容中的細節大多都是錯的，例如錢鐘書《七綴集》的出版時間、委托買書等等。而另一封楊絳信件更是子虛烏有。

“我從未與楊絳先生互通書信。而且楊絳先生也不會和我這樣一個不太熟悉的晚輩寫信聊些家常。這樣造假很荒謬。”魏同賢說。

假書信為何堂而皇之“上拍”？

魏同賢說，這兩封書信都是偽造無疑。他４日已致函北京保利拍賣公司，要求了解送拍人姓名信息，不排除會采取進一步措施，以追究損害其名譽權的法律責任。

同時，他也感慨地說，此次拍賣錢鐘書、楊絳書信事件，掀起了拍賣造假的黑幕一角。“對于依然健在的人，都有人敢如此明目張膽地造假，那么對于古人作品的造假也可想而知。”

而拍賣公司對拍品真偽不負責任，也已是業內痼疾。魏同賢認為，保利拍賣在這次事件中有兩點需要反思。一方面，公民私信帶有相當私密性質，拍賣公司理應尊重，在交易過程中應采取措施，防止作偽、泄露隱私，以利于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另一方面，關于這些書信的真偽，保利拍賣甚至沒有“擠出一點點時間”來向當事人求證，可見其責任心淡漠。而造成的結果，就是造假書信堂而皇之地上拍，誤導公眾。

魏同賢告訴新華社記者，他期待保利拍賣公司負責任地對此事給予回應，同時也保留進一步追究造假者損害他名譽權的權利。（記者 孫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