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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黨中央認為，必須正確地認識建國以來黨走過的歷史道路，科學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樣做，勢必涉及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就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原則，徹底打破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束縛，既要如實地指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要正確地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毛澤東思想。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葉劍英代表黨中央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初步總結了黨在建國后三十年的歷史經驗。在鄧小平主持下，黨中央于11月開始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3月，鄧小平對《決議》的起草提出三條指導原則: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他還多次強調:對毛澤東的功過的評價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這些根本方針，使黨既能夠實事求是地指出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能夠客觀地對待自己的歷史，不至于迷失方向，喪失基本的立足點。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zhàn)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議》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加以區(qū)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fā)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決議》莊嚴宣告: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決議》對建國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并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決議》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明確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道路。它的主要點是: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在大力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經濟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fā)，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目標；生產關系的變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狀況，有利于生產的發(fā)展；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這是第一次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的初步概括。《決議》的通過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它推進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歷史轉折，對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討論《決議》稿的過程中，許多同志對華國鋒所犯的錯誤提出批評并要求調整他的職務。華國鋒本人也提出辭去領導職務的請求。十一屆六中全會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并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全面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把“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嚴重擾亂的社會關系調整過來，是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在鄧小平、陳云等人的推動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先后為彭德懷、陶鑄、賀龍、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等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干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撤銷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錯誤決議，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誣陷的黨的早期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等陸續(xù)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約有300多萬名干部得到平反。黨在干部問題上的撥亂反正，為開展大規(guī)模的經濟建設準備了骨干力量。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長期受打擊的知識分子也恢復了名譽。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幫”進行斗爭而慘遭殺害的共產黨員和群眾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全國大規(guī)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

黨中央還實事求是地處理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1979年1月，黨中央宣布對多年來守法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不得歧視。這一決定使至少2000萬人獲得政治上的新生。同年11月，全國有70多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yè)者及其他勞動者被從原工商業(yè)者中區(qū)別出來，恢復了勞動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國共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改正。黨中央還糾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錯誤，落實了黨的政策。

根據廣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恢復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在清理和糾正“左”傾錯誤的同時，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區(qū)和各部門的黨委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要求，各級紀委把維護黨規(guī)黨法，切實搞好黨風作為根本任務。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黨取得全國政權后形成的指導和規(guī)范執(zhí)政黨思想、政治、組織建設的重要文獻，對在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深遠影響。全會還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加強了黨的集體領導。同年11月召開的中紀委座談會傳達了陳云的意見。他說:“執(zhí)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進一步引起全黨對黨的建設的重視。

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黨中央認真汲取以往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經驗教訓，開始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問題。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鄧小平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fā)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等現(xiàn)象，其核心則是權力過分集中。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這篇講話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經過幾年全面的撥亂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長期“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得到根本改觀，國家重新呈現(xiàn)勃勃生機。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得到加強，優(yōu)良的傳統(tǒng)作風逐步得到恢復。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邁出重要步伐，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開始改變。經濟工作走上健康發(fā)展的軌道，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教育科學文化工作呈現(xiàn)初步的繁榮景象，黨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xiàn)代化、正規(guī)化建設得到加強。這一切表明，黨和國家終于從困境中擺脫出來，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歷史大轉折正在平穩(wěn)地實現(xiàn)。

來源：中聯(lián)部網站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