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管齊下，從根源杜絕收視率造假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電視評論家曾慶瑞認為，在西方國家不同的背景下，收視率被證明作為一種評價的體系和標準還是行之有效的。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收視率被引進中國以后就，一直被放大，甚至出現了惡性演變。

如今，收視率造假已從此前賄賂收買樣本戶的小打小鬧上升到了公然造假甚至以此敲詐勒索，事態已惡化到有關方面非重視不可的程度。因此，建議從下面幾點入手加以整頓。

1、 司法力量介入，徹查收視率買賣事件

2010年《人民日報》報道披露數據造假之后，央視—索福瑞表示會在內部自查，然而此次事件表明，單純自查已經不能堵住漏洞。據央視—索福瑞公開的“律師聲明”顯示，該公司正收集相關證據，將于近日對涉嫌犯罪的個人及機構訴諸法律。多家媒體也呼吁，要像“足球打黑”一樣，對收視率造假嚴查徹查，方能平息社會輿論。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尹鴻曾表示，應該由司法部門介入，對造假者進行嚴厲懲罰。對于央視—索福瑞來說，一旦發現樣本被污染，導致收視率異常，只能通過更換樣本戶來解決。較高的更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制止收視率作假的力量和動機。

采訪當中，很多熟知內情的業內人士不愿意接受采訪或者不愿意實名舉報。正是源于此前有過多次反映、多次無果的失望。黃先生呼吁，“每次出現造假，索福瑞總能以毫無漏洞和破綻的說辭來回應。這一次，司法不能夠再缺位了！”

2、 引入第三方監督，打破數據公司“一家獨大”

據業內人士介紹，央視—索福瑞的調查數據最初用于央視內部使用，2009年尼爾森退出中國市場之后，各地衛視均采用央視索福瑞的統計數據，并為此付費。缺少競爭的一家獨大，必然會削弱創新的意識和動力，不論是增加樣本總量還是定期更換被污染的樣本戶，都因為沒有競爭對手和監督部門的監管，只能依賴于索福瑞的自覺。而且，中央電視臺本身是播出平臺，其節目資源也是收視率調查的對象，既是調查對象又是調查機構，如同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難免讓人質疑其公正、客觀性。

一份業內人士出具的收視數據顯示，浙江衛視CSM29數據與全國網嚴重背離，孰真孰假，令人疑惑。例如《中國夢想秀》全國網份額4.36%，CSM29份額卻有6.51%；《中國好聲音》全國網份額5.03%，CSM29份額卻有7.61%；《越跳越美麗》全國網份額1.57%，CSM29份額卻有2.75%；電視劇《無懈可擊藍色夢想》全國網份額1.01%，CSM29份額卻有2.16%。CSM29份額比全國網高出50%甚至翻倍的現象，令人懷疑存在造假摻水。電視劇《無懈可擊藍色夢想》在重慶市場的收視率2.51、份額6.54%，是杭州市場的1.8倍，這種個別外埠市場份額孤立的奇高現象，也有悖于傳播規律。

因此，不少專家和媒體提出打破壟斷，引進第三方監督機構。中國傳媒大學受眾研究中心主任劉燕南認為，收視率調查這一為電視市場提供“交易貨幣”的行業，多年來一直處于監管缺位狀態。她認為，收視率領域中還存在諸如篡改數據、數據尋租、歪曲解讀、數據濫用等問題。如果被一家壟斷，還缺乏第三方監管，則將成為充滿危險的市場。

國家廣電總局發展中心信息研究所所長李嵐曾表示，真正的第三方，應該既不是政府，也不是調查機構，而是由政府部門推動，甚至設立一定的行業調查基金，組織包括數據使用者、電視觀眾、調查公司代表組成的用戶委員會，即所謂互換第三方。

3、 改變“唯收視率論”，盡早建立科學的綜合評價體系

目前，幾乎所有電視臺都得靠市場和廣告生存，因此不能完全不看收視率；但中國的電視臺并不是純商業性質的電視臺，娛樂大眾的同時，承擔著大量的社會責任，把收視率作為唯一指標顯然與中國電視臺的屬性不符。專家們認為，根本之策還在于改變長期以來的“唯收視率論”，建立以收視率、影響力和美譽度為主要參照的綜合評價體系。特別是影響力和美譽度評估，須涵蓋專家、觀眾，政府、社會團體的意見。這一節目評價體系必須既兼顧社會效益又兼顧市場效益，既是一種效果評價機制，也是一種激勵和約束機制，還是一種導向機制。

據介紹，在不少國家，包括一些商業體制下的電視臺，一些節目即使收視率不高，也要保留下來，尤其是一些人文科教類的節目，不僅有一定的資金支持，并且保證一定的播出量。專家建議，我國電視行業也應對不同頻道和不同節目采取不同的策略，電視臺在采用節目綜合性評估體系的同時，應該注意區別對待不同節目。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收視率造假已經不再是一個孤立事件，其背后的利益誘惑，已經使之成為中國電視行業的潛規則、損害中國電視健康肌體的毒瘤。而且，造假事件屢屢出現、屢禁不止，已經嚴重損害了監管部門、電視機構的公信力。在虛假收視率的誤導下，中國電視屢出花樣怪招，低劣的文化產品不僅毒害傳統文化、甚至毒害世道人心，難以為中國電視文化發展提供“正能量”。建議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徹查此次事件，徹底改變“唯收視率論”引導下的中國電視畸形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