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珺，區財政局副局長，分工行政、政法、科教文財務管理和核算中心。共有住房三套：一套位于團結路1號，自住；一套位于天智大酒店南，父母居住；一套在傳世基業小區，對外出租。本人除每月5000多元工資收入外，有部分投資收益。配偶在小學任教，兒子在國內讀大學”……

這可不是在泄露別人隱私，而是記者在南京通過“徐州賈汪區勤廉評價系統”官方網站所獲取的正規信息。和朱珺一樣，該區600名科級干部的家底也悉曬網上，全國網民都能查到。賈汪的做法，目前在全國還是獨家。

要曬就曬個“大太陽”

去年，賈汪區委區政府交給區紀委和監察局一個課題：如何加強干部隊伍的勤政廉政建設、促進賈汪的綠色崛起？

今年1月，以預警預防為目的的區勤廉評價系統正式上線，涵蓋信息公開、績效評價、廉政評價、預警中心、舉報中心、百姓心聲、監督臺等7個互動平臺，將全區科級干部的工作納入群眾和網絡監督之中。

區委常委、紀委書記張秋月告訴記者，領導干部住房、收入，配偶及子女上學、從業等情況，歷來是信息公開的難點。他們通過對全國16個試行官員財產公開地區的經驗分析發現，這些公開主要針對新提拔干部，而且多在內網或內部公示，公開對象和公開范圍有限。

“要公示就一視同仁，要上網就上外網，要公開就徹底公開。或許，還能為全國官員家庭財產公示制度探條路。”在區委書記吳新福的支持下，全區600名科級干部，全部被要求真名實姓申報個人家庭財產等情況，并作出廉政承諾，隨時隨地接受網民和公眾監督，進而實現電子監察與預防腐敗的有效對接。

“自清式”申報是否走過場

此項公開，還是被記者發現一處“軟肋”：在隨機查看的100名干部個人公開信息中，像區財政局副局長朱珺申報2至3套住房的只有4人，其余96人的申報內容如出一轍——有住房1套；除工資外，無其他非正當收入。

一位公務員悄悄告訴記者，他們單位的“頭”就不止一套房，還有私家車，但都未申報。問他為何不舉報，“我又不愣（傻），關我啥事？”說著，他快步離開記者。

張秋月對此并不回避。600多干部的公開信息內容，全系個人自主填寫申報，組織未加核實或者說根本無力審核。“盡管我們要求逐項如實申報，但隱瞞或偷工減料的申報確實存在。”

“自清式”申報是否屬走過場？張秋月的回答可以用“立此存照”“著眼長遠”來概括。

“現在瞞報是誠信問題，萬一哪天被舉報，就是違紀問題，輕重自知。再說，天天面對自己的虛假承諾，也是一種無形壓力，多少能起到一些警示作用。”

北京大學廉潔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梁根林教授認同張秋月的觀點。他對記者分析說，公開是最好的防腐劑，群眾對干部財產公開呼聲最高。如實申報固然好，但現實是，除了賈汪，至今未聽說全國還有成建制官員進行申報的，哪能苛求一下子就準確無誤？“賈汪600名干部家庭財產自我公開，先公開、再規范，思路本身就是一種突破、進步和創新。”要看到，干部家庭財產自我申報和公示過程，也是廉潔自律的內化過程，更是把自己樹為監督靶子的過程。當務之急是公開，早公開、多公開，不能坐而論道，等配套機制健全了再公開——這正是賈汪的可貴之處。

他反對把干部財產公開一律視為“作秀”，甚至呼吁：這種網絡反腐“秀”越多越好。

公開后的配套“制度鏈”要拉長

“與內部公開不同，網絡公開后，就有社會監督舉報、查處反饋的過程。不知賈汪區準備好了沒有？”中國人民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輝教授開門見山地問記者。

他認為，干部家庭財產信息公開后，社會公眾和區域內外的網民，實際上都成為信息的審核主體。不論出于何種動機，他們都可能對信息真偽進行質疑或舉報。而紀檢監察機關必須及時受理，跟進調查處理，并將真相結果公之于眾，而不能再搞“小范圍通報”，遮遮掩掩，失信于民。

根據他的調查，一些地方官員財產公示試點后，會出現“零投訴”“零舉報”現象，反映了群眾對于公開制度本身的不信任。此時，紀檢監察機關就要主動出擊，對廉政風險高的崗位進行重點排查，通過官員財產變化情況掌握其風險，發現問題一查到底，用執紀辦案的成果取信于民，做到懲防結合。

“要加強官員的廉政文化建設，不斷提升他們的道德誠信素養，提高財產申報的誠信度和真實性。”梁根林教授舉例說，如美國官員主要按照《道德法》申報家庭財產，內心就有約束，非常在意公眾認可和評價，以道德義務提升執政公信力。國外依德治政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他說，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的建立，還有賴于社會信用體系和信息化體系的建設。希望賈汪在今后實踐中，要注重這兩方面制度建設的探索和配套。

“推行財產申報并非要‘治’干部，而在于培養干部的‘兩個習慣’，即習慣在監督的環境下工作、習慣在法制的軌道上用權，最終讓勤廉成為賈汪的一種執政形象。”區委書記吳新福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