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建榮從不輕易打開的柜子里，有兩樣東西占據了最大的空間：一摞鮮紅的獎狀和一沓兒子的衣物。

退休前，她是石家莊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的計生委主任。在這個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級先進工作者的榮譽證書，一家人以她為榮。

然而，就在今年初，這位64歲的母親失去了自己的獨生兒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對“老無所依”的深深恐懼之中。

“我曾有過另一個孩子的。”老人一手托起眼鏡，一手在眼睛上胡亂抹了幾下。

時光倒流至1979年4月，懷孕兩個多月的她到醫院接受了人工流產手術。

“要是生下來，現在不就頂用了？！”李建榮感慨道，“只是那時我別無選擇。”

在老同事看來，李建榮的“先進”名至實歸。她干活“不要命”，還特別擅長做思想工作，“代表上級的聲音”，把政策解釋得一清二楚。

“我那時可是信誓旦旦的！”這位前“計生主任”回憶往事，開始不斷地提高聲音。曾經有很多育齡婦女問她，“家庭結構變成‘4-2-1’怎么辦？”“獨生子沒了怎么辦？”

她會斬釘截鐵地回答：“這不是你該考慮的問題，上面一定會解決。”

直到今天，她還是念叨著這套說辭。然而，語氣間少了堅定，多了哀求。而回復她的聲音，也變成了“你都這樣了還唱高調？”

“我沒法后悔。”這個年過花甲的女人緊緊攥住一塊手絹，有些發狠地說，“當時坐這個位子，工作比孩子重要！”

李建榮清晰記得30多年前的情境。大兒子5歲了，她才懷上第二胎。按照“一個不少，兩個正好”的政策，她順利拿到了指標。然而，肚子還沒見隆起，新號召卻來了：“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

“領導親自來做工作”，本來自覺“合理合法”的李建榮開始動搖了。她的婆婆急得突發心臟病住院，丈夫一到晚上就躲在大門外偷偷落淚。

在經過近一個月的糾結后，這位“先進工作者”還是決定放棄腹中胎兒。為此，她還得強忍著痛苦，說服家里的老人“要理解和感恩國家”。

那是一個“說陰不陰，說晴不晴”的4月早晨，風里還有冬天殘留的寒意。李建榮獨自跨上自行車，往婦科醫院騎去。“車子沉，腿也沉”，這位即將終止自己孩子生命的母親每前行一步，都在“掙扎”。“簡直是蹬著鋼圈去的”，她說，“我恨不得變成孫猴子，遁了，到沒人的地方生下孩子，再回來”。

到了醫院，她希望“隊伍越長越好，永遠也輪不到她”。但那一刻還是來了。因為當時的醫療技術水平不高，她痛得數度嘔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