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來,我們黨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三農”——

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

中央連續出臺9個“一號文件”，“統籌城鄉發展”成為貫穿其中的一條紅線……

十年孜孜以求，在堅持黨的農村基本政策基礎上，理論創新、實踐創新的“神來之筆”，為統籌城鄉發展定位架構。

從“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從“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到“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不再是“以農言農”，不再是“工業優先、城市偏向”，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新思想新理念，引領開啟統籌城鄉發展新紀元。

從徹底取消農業稅到實行農業“四補貼”，從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到實行真正意義上的義務教育。強農惠農富農，多予少取放活，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和劃時代意義的新政策新舉措，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建設美好家園的積極性。

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統籌城鄉發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是指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思路、大戰略。

但它絕非“削峰填谷”，而是在補齊“短板”的同時，讓“長板”更長；并非城市對農村的單向度援助和幫扶，而是基于差異互補的共贏。

重慶市在統籌城鄉改革實驗中打破城鄉界限，讓城市和農村資源雙向流動，城鄉優勢在互動中實現互補。

隨著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加大，如今工農城鄉相互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影響更加廣泛、相互作用更加直接——

工業反哺、城市支持對“三農”的拉動日益明顯。這十年，是我國農業農村發生歷史性巨變、農民得實惠最多的時期之一；

農業形勢、農村發展對工業和城市的支撐日益突出。這十年，我國社會結構迎來了一個歷史性變化，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關口。糧食連年穩定增產、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有力地支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城鎮化，為保障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做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