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主官的減法

李克強擔任河南省省委書記和遼寧省省委書記期間，基本是幫傳統(tǒng)農業(yè)省和工業(yè)省減輕負擔的十年。

89歲的吳天華曾是合肥八中的生物老師，李克強的初中班主任。在合肥當地的一家養(yǎng)老院生活的吳老師對《博客天下》回憶了這位學生的愛好。

“他不喜歡政治課，喜歡數理化，”吳老師說，“課上學個十幾分鐘，大概就都會了，學習不算用功，但是成績很好，班級里40多名同學，每次考試李克強都是第一名、第二名。”

李克強上政治課喜歡跟同學說話，為此政治老師找了吳老師幾次，后來吳老師就在李克強上課說話的時候出現在窗口，看著他，李克強也就立刻遵守起紀律來。

李克強對科學學科的熱愛讓他在有些領域顯得非常專業(yè)。曾經有一次，他明確地詢問環(huán)保部門負責人，新建的PM2.5監(jiān)測裝置使用的“是‘石英微量震蕩天平法’還是‘β射線法’”。

另有一次視察湖北農村時，他冒雪登上一個陡峭的坡地，隨手抓起一把土，搓了搓，對承包地的主人說：“太薄了”，“一年也就能收百把斤吧？”

對科學的熱愛和大隊書記的經歷讓李克強在經濟學研究過程中關注農村和農業(yè)問題，1990年，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克強在《社會科學家》雜志發(fā)表《關于當年我國農業(yè)問題的分析與思考》，他的分析是，1988年以后，農業(yè)形勢不好，而且“還有惡化的趨勢”，李克強認為問題在于市場“穩(wěn)一塊較穩(wěn)，活一塊活得不多”，這是李克強堅定的市場派觀點。他主張“完善市場，增加投入和發(fā)展產權制度”。

這些李克強的早年觀點至今仍然被他所堅持，近幾年一號文件當中的“土地流轉”就是產權制度的新發(fā)展。

這一做法也在各農業(yè)大省開花結果，今年兩會上，年輕的、有共青團工作經歷的黑龍江省省長陸昊在回答記者提問“是不是農藥化肥使用比例高”的問題時，專門提到了農業(yè)增產的經驗，土地流轉做得好，地塊大，大型農業(yè)機械使用比例高，土地流轉限制上的減法，反倒是農業(yè)增產的關鍵。

在1990年3月，李克強作為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副理事長帶著考察組來到安徽省金寨縣，和鳳陽或者定遠不同的是，這里是大別山老區(qū)，仍然貧困。在那里李克強為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選址。

這個堅定的市場派經濟學人在鼓勵市場高效率配置資源的同時，并沒有把“公平”放在減號之后。他當時說：“希望工程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兩個月后，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在安徽金寨誕生，“希望工程”也成為20世紀90年代一個時代詞匯。

1998年，李克強離開團中央赴河南擔任省委副書記和代省長，從此開始了自己省部級主官的生涯。他仍然在執(zhí)行著自己的減法原則——少說，多做事。

和李克強的家鄉(xiāng)安徽類似，河南歷史上有過“浮夸風”，給人們帶來過慘痛教訓。李克強到河南工作后，多次強調河南省情：人口多、底子薄，要多干事、不張揚，低調少說，避免浮躁，踏踏實實干幾年，河南就會變樣。

1998年的河南省經濟和中國經濟大局一樣陷入困難當中，在東南亞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各省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困難，河南的問題是工業(yè)增長乏力，這個不靠海不靠江的中部省份沒有趕上東部的那一輪飛速增長。

河南面臨著更為艱難的局面是艾滋病疫情——1990年代中后期，地下賣血造成了一大批人感染艾滋病，如何減輕、控制疫情，這對李克強是極大的考驗。

李克強多次深入病情嚴重的鄉(xiāng)村和患者家中，主動與他們握手，促膝攀談。他鼓勵民間人士和草根組織加入到這場防控艾滋病疫情的大戰(zhàn)中來，還請民間著名防艾人士、70多歲的退休醫(yī)生高耀潔到自己的辦公室詢問情況、聽取建議。

2002年，李克強擔任河南省省委書記后，組織力量開展了全國首次省級艾滋病情普查，組織省直部門對口幫扶38個重點村，確立了患者“四有一不”的權益機制(即保證艾滋病患者有房住、有衣穿、有飯吃、有基本醫(yī)療保障，不讓一個艾滋家庭的學童失學)，成為國家現今對艾滋病患者“四免一關懷”政策的前奏。到2004年，河南艾滋病蔓延的勢頭得到根本遏制。李克強到中央工作后，擔任了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主任。

為解決河南的經濟問題，他提出了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和農業(yè)現代化的道路。這和今天他施政全國的策略并無差別，不過和當年的各省之間的GDP競賽相比，李克強已經開始重視發(fā)展質量——比如環(huán)境問題。

李克強主政河南期間，河南在全國最先實現全部電廠建脫硫設施，最先啟動關停小火電并實現5年關停978萬千瓦的任務，當時被國家有關部門稱為“河南模式”在全國推廣。

這種眼光超前的減法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2003年3月，時任河南省省委書記李克強，在兩會期間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正式向媒體提出“中原崛起”概念。2004年3月，中央正式提出“促進中部地區(qū)崛起”戰(zhàn)略構想。

李克強在自己的碩士論文《農村工業(yè)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當中，提到了農業(yè)勞動力雖然流向城市，卻會在“城市傳統(tǒng)部門”當中從事一些技術含量不高的工作，比如“零售商業(yè)、小型建筑業(yè)和體力勞動性的服務業(yè)”。

當時李克強預期的是這部分貧困人口將會形成貧民區(qū)，而在他2004年調任遼寧省省委書記時，也遇到了切實的城市貧困人口——棚戶區(qū)。

李克強剛一上任就冒著零下29℃的嚴寒來到撫順的莫地溝棚戶區(qū)，那是一片沒電、沒水、沒供暖、房屋東倒西歪的絕望景象，據說當地已經五年沒有人娶到過媳婦了。這種場面令李克強非常震驚，根據手上的數字，全省住著這樣的房子的，還有近100萬人。

必須盡快減少這近100萬人的群體，解決城市貧民窟的問題。

李克強向莫地溝居民許諾：“現在你們的房子都是東倒西歪、破破爛爛的，等我下次來，砸鍋賣鐵也要讓你們住上樓房！”

兩年內遼寧就拆除了棚戶區(qū)房屋1212萬平方米，建設回遷樓房1931.5萬平方米，安置棚戶區(qū)居民34.5萬戶、120萬人，基本完成了5萬平方米以上城市集中連片棚戶區(qū)改造任務。

據統(tǒng)計，李克強主政遼寧期間，全省共改造城市棚戶區(qū)2910萬平方米，被聯合國人居署稱贊為“世界奇跡”。

這位市場派總理并非用單純的補貼和賑濟來解決棚戶區(qū)的貧困問題。遼寧的下崗失業(yè)人員多，就業(yè)再就業(yè)壓力大，僅國有企業(yè)下崗并轉人員就有178萬，全省“零就業(yè)家庭”多達14萬戶、24萬人。李克強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幫助這樣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實現就業(yè)再就業(yè)。

李克強從社會保險補貼、稅收減免和財政收費等三方面鼓勵和支持下崗失業(yè)人員再就業(yè)，加大零就業(yè)家庭和棚戶區(qū)回遷居民子女的培訓，扶持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確保一旦出現“零就業(yè)家庭”，在20天內要至少提供一個適當的就業(yè)崗位。李克強的“減法”同時成了“加法”，他刪減冗余的同時也保障了權益。

不是去用納稅人的錢養(yǎng)窮人，而是通過給他們解放束縛(減免稅費)來鼓勵他們自己謀生，這和當年他做大隊書記時按勞計酬的做法如出一轍。

在擔任總理之后，李克強又多次來到各地棚戶區(qū)慰問群眾，一樣是盡力做減法——不踩點，進誰家就看誰家，在包頭的棚戶區(qū)居民家中，一位睡眼惺忪的光屁股小男孩看見突然這么多的陌生人和電視鏡頭進屋，一下子跳進柜子里藏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