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國之行后，在繁重的外界和自身的壓力下，他染上了多種疾病，胃腸病、痔瘡、神經衰弱、失眠癥。當時日本政局惡化，右翼勢力抬頭，壓抑的政治環境使他的精神狀態更加惡化，他從小目睹母親和親人們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場景，導致他內心有一種極度的恐懼，也許將來有一天，我也會這樣。他探討人生，挖掘人性，結果總是看到現實的丑惡，覺得“人生比地獄還地獄”。由于日本社會斗爭的加劇，使他越發的懷疑，焦慮和神經質量，整日處在對未來的恍惚不安中。終于，1927年7月24日，在病痛，時局，家族矛盾的多重折折磨下，他把自己兩年多來的思考變成了實踐，他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藥，也許從此就解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