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載,日本廣播協會(NHK)經營委員百田尚樹2月3日在東京街頭公開演講中聲稱,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殺。作為日本NHK最高決策機構成員和作家的百田氏,不該對歷史短視到如此地步,也不會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一無所知。他的這番言論,不僅是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公然否定,也是對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及其同盟國法庭正義判決的公開否定,是對南京大屠殺上百萬遺屬和仍健在幸存者的再傷害、再侮辱、再犯罪,令中國人民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憤慨!

隨著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悍然參拜靖國神社,并帶頭公然否定日本在二戰中侵略和加害亞洲人民的歷史,日本一批文人騷客聞風而動,置人類的公理、正義和史實于不顧,赤膊上陣,搖旗吶喊,制造謠言,顛倒黑白。上個月底,日本NHK(日本放送協會)新任會長籾井勝人就慰安婦問題大放厥詞,口吐謬論,但就在籾井就其不當言論在國會道歉的幾天之后,據日本媒體說,與安倍首相有著深交的NHK高層人士百田尚樹又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就歷史認識問題發表狂妄言論,這就很能說明當下日本政治環境和忤逆歷史的現狀。人們不禁要問,日本少數政客究竟想干什么?

百田氏為誰站臺?為誰狂妄?為誰鼓噪?他是在為東京都知事補選候選人田母神俊雄助選時發表上述言論的。田母何許人也,值得百田氏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田母系日本航空自衛隊前幕僚長,日本有名的反華急先鋒和老右傾分子。這就不難看出百田也是一丘之貉,其右翼嘴臉不打自招。

對百田氏的狂言和鼓噪,絕不能等閑視之、任其流毒在世界范圍傳播和擴散,應當依據歷史事實予以有力地批駁,還歷史本來面目。

一、國際傳媒和西方人士曾經在第一時間大篇幅無情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

百田氏云:“1938年蔣介石曾任意宣傳‘日本軍實施了南京大屠殺’,但世界各國對此無視,原因在于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殺。”他的說法毫無根據,完全是一派胡言亂語。

事實上,由于南京是當時的中國首都,政客云集,外籍人士頗多,更因為南京大屠殺規模之大,慘害之烈,受害人數眾多,許許多多中外證人留下了第一手現場證言證詞、影像照片,成為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最為有力的證據。

1、外國記者當年現場的新聞報道。日軍侵占南京時,留在南京的西方記者有《紐約時報》的德丁(F. 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聞》的司迪爾(Archibald T. Steele)、路透社的史密斯(L.C. Smith)、美聯社的麥克丹尼爾(C. Yates Mcdaniel)四位記者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攝影師孟根(Arthur Menken)。他們是12月15日乘坐“瓦胡號”炮艦,從長江上離開南京到上海的。當他們仍在南京時,日軍禁止將照片攜帶出境,竭力阻止日軍暴行消息的外泄。但他們離開南京后,立即向世界作了報道。當時登上“瓦胡號”的司迪爾,以“日軍殺人盈萬”為題,在船上將采自南京的消息通過無線電拍發給《芝加哥每日新聞》,由于時差的原因,該報在12月15日刊登了他的報道,司迪爾實際上成了報道南京大屠殺的第一人。司迪爾還以《太陽報》和《每日郵報》特約記者的身份向兩報拍發消息,兩報分別以“地獄般的南京淪陷,記者離開時看到了殘酷的大屠殺”和“我看到了300人被屠殺”為題,刊登了司迪爾的報道。美國記者德丁在上海拍發消息《俘虜全遭殺害,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擴大,一般平民亦遭屠戮;美國大使館遭襲擊》,12月18日赫然刊登在《紐約時報》上。這些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后最初的國際報道,令當時的世界輿論一片嘩然。

2、“南京安全區”檔案。南京淪陷時,留在南京的美、英、德、丹麥等國外籍人士,出于人道主義,建立了一個國際救濟機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它為未及逃離南京的難民提供了一個避難的處所(即難民區)。但是,日軍不顧國際信義,對逃避在這里的難民大肆進行屠殺、搶劫和奸淫。對日軍的暴行,當時國際委員會的外僑不斷向日軍當局和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和呼吁。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國際委員會向日方遞交的公函就有69件,遞交的暴行報告有428件。如“第二十六件,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兵從赤壁路九號,抓走了十四名佩戴我們臂章的志愿工人,不準他們攜帶自己的行李物品。同時,我們的兩輛卡車,也被劫走。”[1]“第三O三件,一月三十一日,四象橋一位年過六十的婦女,被日本兵強奸后,又用刺刀刺進她的陰戶慘死。” 1939年,徐淑希將這些公函和報告編輯成《南京安全區檔案》出版,原書是英文,后譯成中文和日文,它是外籍人士目睹日軍暴行的實錄。

3、駐華使館外交人員檔案。1990年,在德國檔案館波茨坦分館發現了當年德國駐華使館人員羅森親眼目睹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后,向德國外交部報告的約200頁檔案。如1937年12月24日,他乘船去上海時,在南京郊外看到“堆得像山一樣的平民打扮的人們的尸體”。

4、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是1937年11月建立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延續性組織,自1938年2月安全區解散以來,該委員會一直作為一個純粹的非官方救濟組織,依靠捐款堅持進行人道主義的工作。該委員會曾委托本會成員金陵大學教授劉易斯·史密斯(Dr·Lewis S·C Smythe)及其助手,對南京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市、郊區人民在日軍暴行中受禍情況作調查,史密斯于同年6月寫出紀實性報告——《南京戰禍寫真》,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揭露:“‘搶劫’大體上涉及到城里百分之七十三的房屋。在城里,城北區被搶劫的房屋多達百分之九十六……城里平均每個地區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房屋遭到破壞,城外地區是百分之九十。城北區房屋遭受破壞的竟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二。”[2]

5、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信件、日記和音像資料。留在南京的外國人,他們把目睹的日軍暴行詳細而審慎地記錄下來,用寫信的方式告訴親友。1938年3月,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H·J·Timperley)把這些資料匯編成《戰爭意味著什么——日本軍在中國的暴行》出版。此書的中文版于1938年7月由漢口民國出版社,以《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書名出版發行時,郭沫若為此書作了序言。1995年1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南京鼓樓醫院首次發現了美國醫生威爾遜(Robert Wilson)日記,該日記記錄了1937年11月底至1938年1月9日間,侵華日軍在南京燒、殺、淫、掠的暴行。此外,當年在南京挹江門外德勝教堂傳教的美國傳教士馬吉(John Magee),曾用一架70毫米的簡易攝像機,現場拍攝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后來,由費區秘密帶到上海,在那里制作了4部拷貝,一部送給英國傳教士,一部送給德國外交官羅森(George Roson),一部帶回美國,一部留在中國。馬吉牧師當時還拍攝了一些照片,如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當年在鼓樓醫院獲救治時的照片(已在紀念館公開陳列)。這些錄像帶和照片,成為對日軍暴行最直接有力的揭露。

綜上所述,南京大屠殺并非百田氏所說的,是“1938年蔣介石曾任意宣傳”的,也不是“世界各國對此無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