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比5慘敗泰國，到卡馬喬下課，這次突如其來的地震讓中國足球的管理者又一次反思。

昨天從足協傳出重磅消息稱，中國足協或將從體育總局中脫離，實現真正的職業化，完全的管辦分離，獲得更多的自由權，對于多年積弊難返，又剛剛經歷了多事之“夏”的中國足球而言，這是否將成為涅槃重生的開始，只能拭目以待。

高層反思下決心

據《足球》報道，在“6·15慘案”之后，體育總局會同足協進行了全面的反思，并向上級部門提交了總結，認定主教練執教不力、部分隊員消極比賽、國家隊管理層工作無成效為三大主因，并且拿出了整改方案，并很快落實。隨之而來就是和卡馬喬的解約，而在中泰之戰中一些表現不佳的國腳也被暫時摒棄在新一屆國足名單之外。不過，高層認為這些措施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真正該做的是在足協工作中剔除行政指令，讓足協市場化、協會化，發揮應有作用。隨著改革的深入，體育行業內行政部門脫離行業協會大勢所趨，“1比5”終于讓高層狠下心來完成最后一擊。

在對國足這次慘敗的反思中，高層也意識到了“卡馬喬問題”的出現跟體育總局的直接插手有關，在當初國足選帥的決策過程中，卡馬喬執教國足就是上級部門插手的結果。本來高洪波帶隊已向好的方向發展，技戰術風格有了雛形，成績也呈上升趨勢。但由于總局行政干預，萬達集團介入推動了換帥，即使當時韋迪等足管中心領導不同意，但迫于上級壓力，也只能讓高洪波下課。而卡馬喬帶來的就是1比5這樣災難性后果，歸根到底就是：“外行管理內行”，導致國足越走越遠。

其實，在中國體育的改革中，足球一度扮演著先行者和排頭兵的角色，是最早實行職業化的項目，但“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管辦一體的陳舊體制卻使得中國足球在19年的職業化進程中蹣跚迂回，躊躇難行。所謂的協會化管理始終不能落到實處，過分的行政干預使得中國足球看不到改觀，因此中央領導希望能夠借此機會剝離行政管理。十八大后，中央對于未來行政體制改革將著重抓好“簡政放權”等幾項改革，“政府放權，民間接棒”成為熱議話題，這也給了足協改革足夠的政策指引，從足協內部傳來的消息就認為，“如果有上級領導推動，估計不會出一年就能夠落實”。

總局開始設計方案

對于中國足球而言，管辦分離其實已經不是什么新鮮話題。多年以來，眾多有識之士就一直在痛陳管辦一體的弊端，呼吁管辦分離。2010年，體育總局就已經醞釀對各項目中心進行大變革的方案，剔除總局各運動中心的行政管理色彩，將各項目協會化，由行業協會負責項目發展。在足球層面將取消足管中心，非行政化的中國足協將負責足球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2012年2月，在時任足管中心主任的韋迪的主持下，足協曾經出臺了《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管辦分離改革方案(試行)》，提出了成立職業聯賽理事會，但由于在聯賽理事會的定位存在巨大爭議，這套方案也并未得以真正落實。

據《足球》報報道，此次管辦分離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也是體育總局痛下決心的表現。從目前來看，總局已開始設計細節，至于何時能夠出臺，尚未可知。不過，在“規劃”中，總局明確提出：各體育行政部門要加快從 “辦體育”向“管體育”轉變。在《體育法》中明確單項運動由全國單項運動協會主管，而非“體育局”。

其實，在兩年前對管辦分離改革的醞釀中，足協就專門做出過一套“大協會，小中心”的方案，針對中國足協的人事制度和工資分配制度進行改革，實行工資與效益掛鉤和全員聘任制，使其成為自主管理、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此外，足協在機構設置、干部任免、經費使用、國際交流等方面，也會有更大的自主權。不過，由于這份方案過于激進，而最終未能獲得通過。

如果根據之前 “大協會，小中心”的方案。現有足管中心的7個部將縮減成3個部：外事部、辦公室和政策法規部。他們主要是為總局理順與足協的關系，同時中國足協將重新劃分機構設置，恢復重建十個委員會，按照委員會模式來管理足協工作。其中技術委員會內將包含裁委會等，而國家隊管理委員會將下設國家隊辦公室等等。這也與國際足聯和亞足聯以及其他會員協會作為民間團體形式設立的機構一致，充分理順工作職能和效率。一旦這些方案能夠真正實施，對于中國足球來說，或許將成為一次重生的機會。(唐舸)

來源：新聞晚報 編輯：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