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課認真聽講啊，記得聽老師的話！”站在校門外，黃勇（化名）不忘給第一天上學的兒子小可樂（化名）叮囑幾句。
小可樂就讀的是一所北京市屬重點小學，屬于“幼升小”家長群體中流傳的那種“牛小”。為了能給孩子找一所好一點的小學，黃勇夫婦從小可樂上幼兒園起，就開始籌劃。幾年來，他們幾乎試過了所有的辦法，托關系、籌贊助費，忙得焦頭爛額。所有的工作都做遍了后，今年7月，他終于等來了學校的通知交10萬元贊助費，孩子就可以錄取了。但接下來的事情，遠沒有他想象的那么順利，因為，孩子錄取的這所“牛小”只收支票形式的贊助費。
上幼兒園費盡周折
黃勇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妻子是自己的高中同學，兩人從小學念到大學，再到工作，除了出去旅游，幾乎都沒怎么離開過北京。黃勇和妻子都是普通白領，他自己是公司的中層，而妻子在另一個公司做人事工作，生活富足美滿。6年前，兒子小可樂的降生，更是讓整個家庭沉浸在無盡的喜悅當中。之所以給孩子起名“小可樂”，是黃勇希望他能夠從小在無憂無慮中健康成長。“我們這一代從小到大都是在應試教育環境下成長，學習壓力還是挺大的，現在不是重視素質教育了嘛，我覺得真別給小孩那么多壓力。”
可事與愿違。小可樂上幼兒園，就已經讓家里費盡周折。為了能讓孩子在離家近一點的公辦幼兒園上學，黃勇托了很多關系，最后是動用了岳父大人老戰友的關系，才勉強擠了進去。
“那也是花了小一萬塊錢贊助費的！”黃勇說，自從有了擠進幼兒園的經歷，他便對孩子的教育前景不再抱有“幻想”。小可樂進入幼兒園后，黃勇就發現，自己不得不開始關注教育話題。
“我身邊的朋友、同學、同事，只要是年紀差不多的，都有了孩子，孩子的上學問題成為回避不開的話題。”黃勇很快就意識到，“幼升小”的重擔已經壓在他這個年輕的父親身上。小可樂的戶口隨他，登記在東城區，他家附近的片區內有幾所普通小學。利用周末的空閑時間，黃勇和妻子一起，去了片區內的那幾所小學“考察”，結果都不盡滿意。硬件設施，這幾個學校連個完整的操場都沒有；軟件方面，師資力量似乎也不大有競爭力。
10萬元才能選“牛小”
擇校？夫妻倆開始思索這個原本不愿涉足的麻煩事。“我倆也討論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擇校。像我倆小時候，都是普通學校出來的，后來都能上不錯的大學，現在的工作也滿意。但是，現在我們設身處地了，卻發現，情況跟30年前，我們上小學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現在教育資源不夠用，而且分配也不均勻。重點小學和普通小學的差距非常明顯。硬件還能忍，關鍵是軟件差距太大，整個學校的教師質量、學習氛圍、學生素質都不在一個檔次上。我們也知道擇校不容易，想進好學校的人，已經擠破頭了，但是沒辦法，孩子只有一個。”
兩口最先想到的辦法是買學區房，打算把家搬到重點小學附近。不過，學區房高昂的價格最終讓倆人望而卻步：“學區房各方面的條件和我們現在的房子都差不多，卻要貴20%，一套下來差價就是小一百萬。而且學校的招生政策每年都在變，學區房的年限、區劃范圍都是問題，想想只能作罷。”
最終，倆人還是決定托關系，交贊助費。幾乎發動了所有的親友關系，黃勇通過中間人找到某城區一所重點小學的校長。贊助費10萬，這還不算走關系的各種花費，據說，這已經是公道價了。
為什么只收對公支票
關系打通了，孩子也在那所重點小學報了名。但錄取通知沒到，黃勇的心還是懸著。等待通知的那段時間，只要手機一響，黃勇就覺得是學校打來的，“都快神經衰弱了。”
7月份，學校的電話終于來了。通知兩件事：一，小可樂錄取了，這讓黃勇覺得終于“上岸了”；二，贊助費要交，但是只收支票，不收現金、不刷卡。“這是怎么回事？我去哪弄支票？去銀行開個人支票，但是學校又不收，必須是對公支票！”黃勇有些懵了。
跟中間人打聽了之后，得知這是今年的新規定，必須照辦，要不然，到手的錄取名額就“溜”了。沒轍，找地方開支票吧。自己單位和妻子的單位，黃勇都問過了，需要走的程序太多，麻煩不說，又得托人，而且時間上根本來不及。
情急之下，黃勇想到了開個體公司的大學同學李巖（化名）。李巖自己經營了一家有幾十個員工規模的小公司，雖不起眼，但是可以開對公支票，這對黃勇來說就足夠了。
聽說是孩子的事，李巖二話沒說，答應幫黃勇開支票。從黃勇手里接過10萬元現金的時候，李巖特仗義地說：“別謝我，這都是該做了。我孩子也快上小學了，你這算是先走一步，給我攢點兒經驗。”
拿著對公支票，黃勇去學校交贊助費的時候，還被要求簽一份贊助協議，以證明這筆錢是自愿贊助給學校的。支票交了，協議簽了，黃勇只拿到一張收據，“就是在小賣部里才能看見的那種薄薄的一張紙，沒有發票。”
手續辦完，小可樂的“牛小”之路終于打通了。黃勇還是心有余悸，“真是太累了，不知道‘小升初’的時候要不要再來一次。”
最讓黃勇不能理解的是，為什么還得對公支票，“又不是每個家長都是開公司的，哪那么容易開對公支票的？”而且，他還聽到別的“牛小”家長的“遭遇”一個人開對公支票都不行，還必須是8個家長聯名開對公支票，學校才收。
借口公對公的贊助費
傳統意義上來說，黃勇交的是一筆擇校費，這是相關部門明令禁止但卻屢禁不止的。如今，擇校費以贊助費、共建費等新的名稱繼續在“幼升小”、“小升初”、幼兒園入學等教育階段廣泛存在。
黃勇的遭遇，并非個案，記者了解到，今年“幼升小”，很多“牛小”都不再收現金，而轉收對公支票。“對學校來說，采用對公支票的形式，比以往收現金要安全很多。”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
相關部門明令禁止的是“向學生收取與入學掛鉤的任何費用”，但并不禁止企業向教育機構進行捐贈和資助。家長拿著對公支票到學校交錢，錢并不會直接劃到學校的賬上，而是存到區教委指定的銀行賬戶或者教育基金賬戶上，然后再由這些賬戶按照一定比例返還給學校。家長拿到的一般是一份“某某公司自愿捐贈”的收據，有的甚至連收據都拿不到。如果相關部門真的到學校查賬，這些支票形式的贊助費與學生之間并沒有直接聯系，學校方面不存在違反規定的嫌疑。
像黃勇這樣的家長，即便手握收據，也形成不了學校收受贊助費的證據。而且，更關鍵的是，沒有家長敢于站出來實名舉報。“好不容易才拿到這么一個入學資格，如果真的舉報了，孩子以后還上不上學了？還是算了吧，反正已經搞定了，總算松了一口氣。”
在各大教育論壇里，都流傳著北京市重點小學擇校費排行榜，各“牛小”的擇校價格從幾十萬元到幾萬元不等。有研究機構在2011年公布了數據，北京中小學因“擇校費”每年產生的收入在15億元左右。這些費用絕大多數用來改善學校的軟硬件條件。同時，那些學校花不完的“擇校費”，最終流入小金庫，而這往往引發一些職務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