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高建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劉躍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

朝戈金（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陳眾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閱讀提示

●以刺激性的、滿足窺私獵艷樂趣的作品向市場獻媚，即便偶爾能夠吸引少數人的眼球，也只是飲鴆止渴，不可能經久“常銷”。文學與市場不是對立的。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既能在藝術上取得成功，也會在市場上受到歡迎

●表面看來，文學創作是一種個體行為，但是，個人的創作成果一旦以文學作品的形式發表出來，它就進入了公共空間，具備了公共屬性，就必須承擔道德建設的義務。道德并不是文學的附加，道德與文學密不可分

●文學創作之所以要強調文學性，強調形式和結構，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表達內容，讓思想“行遠”，從而更有效地承擔文學的道德建設責任，發揮文學的社會功能。以“純文學”的名義“純”掉道德是片面的，是另一種功利

●道德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在文學史上，許多創新固然都表現了對舊有的道德觀念的突破，但一定是有條件、有限度的。對舊有道德觀念的挑戰，不能觸碰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道德底線，這種“底線道德”是人類社會得以維系的重要保障

張江：文學有沒有倫理？要不要講道德？這本不應該成為問題。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在努力表現生活和情感的審美創造中，都審慎地把握倫理尺度，堅守道德底線，處理好“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但近年來，文學發展有了一些令人不解的傾向。顛覆倫理，消解道德，甚至反倫理寫作屢見不鮮。一些人以淫蕩、亂倫、暴力、血腥的描寫暴得大名。這不是文學發展的正常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些現象？寫這種書的人，是什么樣的動機？他們敢把這些書放在書架上，讓自己的子女閱讀嗎？

當文學遭遇色情與暴力

高建平：當下文學的確存在這樣的問題。原來美好的、溫暖的文學，給人以心靈滋潤和精神鼓舞的文學，在一些人手中被涂抹得骯臟不堪。

首先是色情。從“一夜情”到“一夜性”，從“乳”到“床”，從“喊”到“尖叫”，從畸戀到亂倫，從香艷到惡心，挖空心思搜羅刺激性場面，直接宣泄欲望。人與人之間沒有情感的交流，沒有心靈互動和志趣相投，只有“獵艷”“偷情”“發泄”“刺激”。這種潮流后來甚至發展成所謂的“下半身寫作”。

其次是暴力。一些作品竭力渲染殺人的場面，怎樣砸出腦漿，怎樣砍下胳膊，怎樣割去身體器官，寫得具體入微，讓人毛骨悚然。還有一些作品津津樂道于古代酷刑的行刑過程，夸張地描寫人怎樣被活剮，被剝皮吃心，通過展示恐怖惡心場面來賣弄所謂的文學才華。

色情與暴力的文學過去也有，但嚴格地說那不能被稱為文學，只是車站碼頭兜售的劣等讀物，游走在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供少數人消遣，讀完就被扔進垃圾桶。如今，地攤寫手的伎倆被一些以精英形象出現的作家效仿，使這種文字堂而皇之地走進嚴肅的文學期刊和出版社，不能不說是對文學的嚴重褻瀆。

這些年，隨著網絡的發展，色情與暴力的文學又在網上泛濫。網絡空間的虛擬性，增強著網絡文學的虛擬意識，也帶來網絡文學的道德倫理問題。點擊率訴求和與之相聯系的付費閱讀，更加刺激了色情暴力文學的生產。如果說紙質作品還有一個過濾程序的話，那么，網絡文學發表的快速和直接，更給一些挑戰道德倫理底線的作品大開方便之門。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背后有兩個驅動力。一是盲目求新的蠱惑，二是市場利益的誘惑。文學界曾流行一種說法，叫做“突破禁區”。這種說法，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是有歷史合理性的，也發揮過進步作用。“文革”時代對文學設立了很多禁區，需要突破。但是，突破還是要有底線的，尤其是道德倫理底線，對此不能作片面的、絕對化的理解。

還有一些作家以創新為名向市場獻媚，誤以為，寫刺激性的作品，滿足有些人的窺私獵艷樂趣，就能在市場上獲得成功。事實上，這樣的投機性作品，即便偶爾能夠吸引少數人的眼球，也只能是飲鴆止渴，不可能經久“常銷”。文學與市場不是對立的。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既能在藝術上取得成功，也會在市場上受到歡迎。

文學與道德密不可分

張江：文學要想表達對人性的理解，需要有強大的道德倫理構建力，文學與道德密不可分。企圖在文學中消解道德，是對文學的社會功能的背離，也在根本上瓦解了文學。對于一個民族而言，文學這門藝術的文化選擇，審美或審丑，與民族的道德倫理取向是一致的。消解道德，就消解了美，消解了文學自身。

劉躍進：從宏觀層面，必須承認，一切文學創作都和道德相關，都在道德建構上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總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標準進行題材選擇、情節設置、形象塑造，通過故事結構、場景描寫、人物命運，讓人們或感受溫暖、友情、善良，或看到冷酷、暴力、惡毒。道德倫理取向不同，最終對讀者和社會造成的影響也不同。前者凈化心靈，陶冶情操，引人向善，成為推動社會和人類進步的積極力量；后者腐蝕靈魂，敗壞人心，甚至將人推向罪惡的深淵。在現實生活中，正反兩方面的例子都舉不勝舉。有些人因為一部優秀文學作品的鼓舞堅定意志，走向人生的成功；也有一些人，尤其是青少年，在有害讀物的侵蝕下失足成恨。

這說明，文學在道德體系建構中，承擔著重要職能。文學從來不是個人的私事。表面看來，文學創作是一種個體行為，與公共道德建設無關。但是，個人的創作成果一旦以文學作品的形式發表出來，甚至并未發表，只是在親朋好友間傳閱，它就進入了公共空間，具備了公共屬性，就必須承擔道德建設的義務。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是人生的教科書。

所以，道德并不是文學的附加，道德與文學密不可分。幾千年的中國文學對此作了最好的詮釋和實踐。“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道德擔當和文學實踐，在中國文化中，儼然融為一體，不可剝離。古代優秀文人在創作中對善惡美丑有著極為苛刻的選擇標準，大善者大美，善與美始終是中國文學的主流。

社會在不斷發展，人們在不斷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文學記錄精神的跋涉，煥發人性的光輝，引導道德的風尚，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好的、正面的、積極的力量，而不應是使人類從文明前行的軌道脫軌的消極的、負面的、墮落的力量。

“純文學”不能“純”掉道德

張江：許久以來，所謂“純文學”，總在不同的場合被標舉，成為文學“去道德化”的理由。這種主張以維護文學的獨立性、純粹性為追求，具有極大的迷惑性。文學是有“文學性”的，并且以其獨特的“文學性”和獨立的形態存在、生長。但是，“文學性”僅僅是形式嗎？且不說形式與內容的不可分割，僅就形式而言，它本身就會有道德取向。“下半身寫作”也可以稱為形式，很明顯，道德隱蔽在這個形式中。以“純文學”的名義“純”掉道德是片面的，是另一種功利。無論怎么純，文學也“純”不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