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少了 形象差了——

執法歸來，車門把手被人吐了痰

雖然執法中沖突不斷，但在武穆看來，真正的“暴力執法”卻越來越少。

“一方面，執法人員的素質和管理在提升；另一方面，消極怠工的情緒越來越嚴重了。”武穆笑稱過去一年中，自己的身體素質有了明顯下降，因為每逢出車巡邏，他就和同事找個僻靜地方休息，“我想開了，費力不討好的事還是少干。”

與武穆想法相似的城管隊員很多，而這種執法思維的轉變，還要從李志強案說起。

2006年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區城管監察大隊執法人員來到北京科貿電子商城北側查抄時，發現商販崔英杰無照經營，城管隊員將其三輪車罰沒。執法人員準備撤離現場時，崔英杰突然上前舉刀猛刺海淀區城管監察大隊海淀分隊副隊長李志強的頸部，當日18時，李志強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

李志強的死，是北京城管成立8年來第一起因公殉職的案件，即便7年之后，仍然是許多老城管討論的話題：“在此之前，很多城管執法的方式跟‘打砸搶’無異，但那之后，柔性執法這個說法就開始出現了。”

2008年11月，一名散發小廣告的少年在城管追逐下，跳下筒子河身亡。這一事件再次引發公眾對于城管的質疑。據媒體報道，事件發生后不久，就有部分城管選擇消極應對，干脆不下車執法，“不執法自然就不會出現這種事情。但如果不執法，一條大街一天時間沒準就出現幾千個小廣告，這個問題又怎么解決？”

不管是城管打人還是城管被打，在公眾傳播中的城管，幾乎都是“負能量”圍繞。尤其在延安城管雙腳飛踩被執法者頭部的視頻上線后，城管的形象降到冰點。普通執法都會被圍觀群眾指責，已經成為常態。

私底下，城管們討論更多的，并非“該不該”的問題，而是“值不值”。武穆身邊的朋友也常常勸他，工作時不要過于較真，得過且過就行，還有朋友專門給他傳了湖北城管在執法時被村民用鋤頭砸死的視頻：“事情就發生在今年3月，視頻挺嚇人的，讓我們看來就是一次挺普通的執法，毫無征兆下就一鋤頭把人打死了。”

“所有人都在討論這個不該做，那個不該做，但很少有人能提出真正有用的建議。”雖然暴力執法越來越少，但城管隊員的執法形象卻每況愈下，幾次執法歸來，武穆都發現執法車的車門把手被人吐了痰，更有甚者，有人將裝著不明液體的避孕套掛在執法車的反光鏡上：“從來沒有抓到過現行，但誰都明白，這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

取證多了 態度正了——

“甭管有事沒事，相機都先拍著”

如果說2013年一系列城管事件給了城管什么正面影響的話，那么就是如今執法中，武穆的同事們更重視取證的重要性。

“許多城管事件如今都是靠照片或者視頻曝光出來，這種形式就出現一個問題，很少有執法一開始的影像。所以大家不知道為什么會打起來，沒有前因，就只能得出城管兇狠的印象。”2013年6月，西城區展覽路城管分隊隊員在動物園附近查抄無照商販時發生爭執，城管隊員及保安遭到商販謾罵毆打，執法過程視頻公開后，輿論罕見地倒向城管執法一方，“說白了，就是大家看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很多問題就能夠解釋清楚。”

而就在展覽路分隊城管被打事件不久，一場發生在什剎海的執法爭執，再次證明執法取證的重要性——一位父親攜帶孩子“練攤”與執法者發生爭執并各執一詞，整個事件沒有直接證據，讓案情變得撲朔迷離：“以往執法，總是爭執發生后才開始錄像取證，這時候取證已經沒什么意義了。這兩件事發生后，大家執法都開始注意，甭管有事沒事都先拍著，萬一有了爭執，誰是誰非都好解釋。”

當然也有副作用——在旁觀者看來，舉著攝像機取證的城管隊員，有時反而成了“荒謬”的存在——其他人都裹身爭執中，卻有一人穿著制服，置身事外：“這就是視角不同了，你既可以認為這是好的開端，也可以認為城管在推卸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