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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市長黃奇帆與香港主流媒體交流會在市委辦公廳舉行。圖為交流會現場。 記者 巨建兵 攝

為什么宣傳效果有時候不夠到位，走了樣？我覺得和我們做的事情的復雜性有關，和媒體了解事情的深入性有關，和我們自己太忙沒有把內在機理說清楚有關

第二個問題主要是為什么宣傳效果有時候不夠到位，走了樣？我覺得和我們做的事情的復雜性有關，和媒體了解事情的深入性有關，和我們自己太忙沒有把內在機理說清楚有關。如果我們現在的改革事業，是簡簡單單就能干好的，我相信在座的所有記者一天時間就能搞清楚，寫出生動的報道。而現在重慶在改革開放上干的事都是有創新意義的，而創新的事絕不僅僅憑感情憑魄力下苦工夫就干得出來的，它是智力密集型的活，我今天介紹的很多事，如果其內在機理沒有搞清楚，大家就會報道不清楚。

比如說剛才說到的戶籍制度改革，是300萬農村居民進城。為什么過去不敢碰這個事？因為一個人進城要花十幾萬元，300萬人要3000多億元，中國2億人進城要20萬億才能解決，聽到這個數字當然就不敢動。那我們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這里邊有一本賬，我們需要的3000多億，一分為三，各種企業要擔掉1000多億，政府也當然要背掉1000億，此外社會各方面也要解決1000億，但是三個1000億不是一年要花的，是一個15年、20年時間的過程，當把這筆賬算清了，操作才有底數。對這個問題，很少有記者搞得清楚，除非花工夫去研究，但是現在有哪個記者會花長時間調研呢？基本上沒有的。這樣就很容易出現你說的以訛傳訛，壞事傳千里的情況。真要下工夫，重慶戶籍制度改革這件事沒有幾天時間是深入不下去的。

又比如，我們海外投資搞了50億美元，似乎每個項目都是成功的，都能賺錢，為什么會成功？這里邊有很多工夫的，真要展開的話，每個項目，都可以寫一個整版故事，而且非常生動，但是也沒有人去下工夫。當然也因為我們工作太忙，沒有太多時間去做宣傳，所以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是誤解。這些改革措施不是皮毛的，不是膚淺的，是關系長遠的深刻的改革，這些改革的成功，一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人，有創新思維和務實操作的人，重大改革的事都是智力密集型的。

包括我講到的“渝新歐”鐵路、五定班列，現在表述一下聽起來比較簡單，但其實里邊涉及到五個國家的海關和鐵路部門，需要大量的協調、討論。并且核心問題是，如果沒有這個眼界，根本就不會想到會去打通這樣一條鐵路線，有了這個想法，你才會去跑通“安智貿一票通”、“五定班列一票通”。其實就為“渝新歐”寫一個整版，保證內容會非常豐富生動。

重慶現在做的這些事，在改革開放上的創意，一點不亞于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開發、90年代的浦東開發。因為任何一個人、一個地方要站在時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氣，都要有智慧，在這個意義上，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點，盡管內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樣的，改革開放創新的思維方式都是一樣的。以前沿海率先改革開放，媒體朋友都聚焦在沿海，花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進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和報道。現在，不少人講到西部的時候，認為西部就是傻大黑粗的后進者，不肯花精力、花工夫去調研，怎么能寫出好的報道。

要通過法治讓我們的事業持續穩定地發展

第三個問題實際是關于法治的問題。在熙來書記的領導下，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心齊、氣順、風正、勁足，12位常委以及各位副市長配合都很默契，這個默契不是形容詞，而是內在很默契。大家想現在這個班子這么默契，換一個班子會不會又是另外的情況，這是很正常的聯想。我感覺，一個好的領導至少要有三個特征，才是真正的好領導：第一，他在的時候這個地方風風火火，發展有成就；第二，他走了以后，由于制度安排得比較好，干部選擇得好，事業能持續穩定地推下去；第三，他干的事符合法規和順應民意，是順理成章的事，是大家都認可的事，不是用權威強制推行的，所以不會出現翻燒餅的事，而是繼續干下去。這里邊有法治的精神，有制度安排的概念，有干部選拔得當的保證，總之，要通過法治讓我們的事業持續穩定地發展。

任何國家的交易所一定是國家級的一種制度安排，不是一個鄉鎮、一個省市想搞交易所就搞得出來的；重慶建設的每個交易所都凝聚著我們的智慧，并且得到中央有關部門認可，批準同意我們做的，重慶這幾個交易所是名副其實的

香港大公報高級記者馬浩亮：香港有一家報紙今天有一篇報道《內陸交易所泛濫，大部分是面子工程》，其中說到重慶現在多達六家交易所，您怎么看這個報道？今天我們參觀了藥交所，會員大多數是重慶本地的醫院，作為全國唯一的藥交所，將來是不是考慮輻射到全國或者更大？還有一個問題是重慶如何利用香港金融中心這個平臺，加強渝港兩地金融合作？

黃奇帆：交易所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核心環節。所謂世界經濟一體化，實際上是三個概念形成的一體化。第一是跨國公司，在全球布局設計、生產、銷售、結算體系；第二是交易所，交易所把全球的要素、資源、資金一體化；第三是全球貿易。在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交易所的發展更受到大家的關注。談到交易所的發展，任何國家的交易所一定是國家級的一種制度安排，不是一個鄉鎮、一個省市想搞交易所就搞得出來的。比如我國設立證券交易所，國家規定就是在上海、深圳兩個地方搞，用不著每個城市搞，因為證券交易有集聚性。其實交易所都是由國務院、國家有關部門批的，比如期貨交易所一定是證監會批準才能搞，遠期商品交易所要商務部批準，諸如此類真正跨地區、跨國的一定是國家級部門批準。當然，我們有時候交易所的名字用濫了，一個鄉鎮里邊賣豬肉的交易市場，也可以叫交易所，交易中心，交易市場，大家用濫了，就這么叫了，但千萬別將其當做香港證券交易所一樣的交易所，誰把中國各種交易所、交易市場都當做香港證券交易所那樣的交易所，是自作多情，然后寫憤怒的、批評的文章，可能有些無的放矢。從我們國家的法制來說，審批任何一個交易市場，都是管得比較嚴的，不是隨便就可以搞的。

你說的文章我還沒有看過，不知道他批評的哪些范圍，但是如果用知識分子的良知批評國內各種交易所偏多，我認為至少90%是正確的，因為這是批評一種浮躁心理，都想自己這里成為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想搞許多交易所，國家級的交易所不能搞，自己搞的各種各樣的不上不下的交易所都把它叫做世界級交易所，拉大旗作虎皮，這種現象有。他這么批評幾句，有好處，讓大家都冷靜一點。重慶現在建設的幾個交易所都是國務院3號文件給我們的，是國家批準的。比如我們土交所是國務院同意，國土資源部批準的；我們藥交所是向李克強副總理匯報過，是作為我們國家醫療體制改革探索的一個試驗產生的。

我們國家醫療體制改革，一是醫保制度的問題，二是藥品價格太貴的問題，三是醫療單位管理體制的問題。藥品太貴的問題大家一般在批評醫院以藥養醫，賣高價藥賺錢以后補醫療開支，但是中國藥品貴一半貴在以藥養醫，還有一半貴在藥廠到醫院的銷售環節太多，1塊錢的藥經過幾道買賣可以賣成10塊錢。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通常采取的行政手段就是招投標，但面對成千上萬的藥廠和經銷商，各地對統一藥品拍出來的藥價往往不同，是否有貓膩呢？所以行政管理也不見得管得好藥品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