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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中華民族統(tǒng)一大業(yè)的輝煌篇章
2011-05-05 15:11:05 來源：中國西藏網 和平解放使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成為永遠不可能 記者：今年5月23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簽訂60周年。您如何評價這一歷史事件？ 朱維群：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華民族百余年來爭取國家統(tǒng)一的斗爭史上的一件大事。 解放戰(zhàn)爭的“三大戰(zhàn)役”剛剛結束，毛主席就提出要解決西藏問題，1949年初，他在西柏坡會見斯大林特使米高揚時說，“西藏問題也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也不能過于魯莽。”這年底，毛主席在出訪蘇聯(lián)途中做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指示。1950年10月，人民解放軍發(fā)起昌都戰(zhàn)役，粉碎了西藏少數(shù)反動上層企圖憑借金沙江天險和外國勢力支持抗拒西藏解放的夢想，迫使以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談代表赴京談判。經過近一個月艱苦的談判，簽訂了著名的“十七條協(xié)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這說明，解決西藏問題，在我們黨高層領導心目中，是建立新中國宏偉藍圖中的大事。以和平方式解放也好，以非和平方式解放也好，西藏終究要解放，否則我們共產黨人就不能算是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歷史也證明了當時黨中央、毛主席果斷決策的正確性，如果進軍西藏再晚一些，我們面臨的困難可能會大得多。 和平解放西藏，我認為，其意義首先是粉碎了帝國主義和西藏少數(shù)反動上層想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圖謀，實現(xiàn)了祖國大陸的完全解放和統(tǒng)一。大家都知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從元代開始，中央政府對西藏實行了直接的有效的行政管轄。進入近代以后，西方帝國主義勢力覬覦西藏，1888年和1904年英帝國主義先后兩次武力侵略西藏，后一次還占領了拉薩。但他們同時也發(fā)現(xiàn)，西藏地方和民眾服從中國中央政府的權威，他們僅靠武力不可能把西藏從中國搞出去，由此轉而在西藏少數(shù)上層中培植親英勢力，由這些人來搞“獨立”。在英帝國主義入侵前，在整個藏族的語言文字里，根本沒有“獨立”這個概念，它完全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強行灌入的。當人民解放戰(zhàn)爭即將勝利時，美、英帝國主義及西藏少數(shù)反動上層感到，他們可能喪失最后的機會，因此策劃了“驅漢事件”等一系列分裂主義事件，想把“西藏獨立”弄成某種“現(xiàn)實”，端到中國共產黨人面前。但昌都戰(zhàn)役的勝利，“十七條協(xié)議”的簽訂，人民解放軍和平進駐西藏，徹底打破了他們的幻想。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國人民百余年來為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尊嚴而流血犧牲的結果，它使得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成為永遠不可能。 西藏和平解放的另一層意義在于，它為8年后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從封建農奴制度進入到現(xiàn)代的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前提條件。“十七條協(xié)議”照顧到西藏的實際情況，特意訂立：“對于西藏的現(xiàn)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xié)商的方法解決之。”這兩條，中央是做到了的。但是，西藏上層的少數(shù)人想的不是晚一點改，而是永遠不改，并因此發(fā)動了武裝叛亂。這也就使西藏的民主改革提前到來。如果沒有西藏和平解放的序幕，也就沒有后來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這一幕；如果不是和平解放，我們共產黨、人民軍隊進入到西藏，西藏被奴役被壓迫的民眾也就不可能對黨的政策有更多了解，從而產生要求改革的強烈愿望。從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這8年，客觀上為民主改革創(chuàng)造了各方面條件，包括思想基礎、群眾基礎、干部基礎，乃至軍事斗爭的基礎。而民主改革的勝利，意味著要想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搞歷史的倒退，也成為永遠的不可能。 現(xiàn)在，達賴集團和他背后的西方敵對勢力，看著中國的統(tǒng)一，看著包括藏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發(fā)展繁榮，心里不痛快。如果他們不贊成我的判斷，不妨再試一試，反正他們也不是沒試過。我相信，他們的下場不會比當年企圖以武力抗拒和平解放和發(fā)動武裝叛亂來得體面一點。 達賴喇嘛玷污了自己一生中的閃光點 記者：十四世達賴喇嘛從贊成、擁護“十七條協(xié)議”到撕毀“協(xié)議”，跑到國外從事分裂活動，您作何評價？ 朱維群：“十七條協(xié)議”簽訂的時候，達賴喇嘛“親政”沒多久，才16歲。在當時的大勢之下，在西藏上層愛國力量，其中包括阿沛·阿旺晉美、十世班禪等推動下，他特派全權代表赴京與中央人民政府談判。協(xié)議簽訂后，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公開聲明完全接受“十七條協(xié)議”，致電毛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lián)碜o，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xié)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tǒng)一”。他做出了他一生中為數(shù)不多的正確的歷史性選擇，這也是他一生當中最閃亮的一頁。 在達賴喇嘛安排問題上，中央給予了他最優(yōu)厚的待遇。1954年，中央安排他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毛主席、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他，與他談心，在這次會上，他還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即使是他1959年叛逃國外，中央還給他留著顏面，稱他是被人劫持跑的，并把他的副委員長頭銜一直保留到1964年。 可惜的是，恰恰是達賴自己，把這閃光一頁玷污了。1959年，西藏上層少數(shù)分裂分子發(fā)動武裝叛亂，達賴跟著這些人跑到國外。還在逃亡路途上，他就宣布撕毀“十七條協(xié)議”，從此要搞“西藏獨立”。這一搞，就是半個多世紀。 對于中央的善意，達賴完全心知肚明，但他卻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并越陷越深。終于，到了1964年，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關于撤消達賴職務的決定》，指出：“達賴在其1959年發(fā)動叛國的反革命武裝叛亂，逃亡國外后，組織流亡偽政府，公布偽憲法……這一切證明他早已自絕于祖國和人民。”這個政治定性，至今仍有完全的效力。1995年，中央針對達賴幾十年來的分裂破壞活動，給他戴上“四頂帽子”：“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在西藏制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此后，達賴不斷用其言行證明，這“四頂帽子”戴在他頭上嚴絲合縫。我個人對達賴背離他曾經為國家做過的好事，決意戴著“四頂帽子”老去，感到遺憾。 “中間道路”的本質仍然是“西藏獨立” 記者：您對達賴的“中間道路”及其在與中央代表接觸商談中的立場作何評價？ 朱維群：上世紀八十年代，達賴提出“非暴力”、“中間道路”這一套。所謂“非暴力”，不是他不想搞暴力，而是因為名聲太臭，也因為實在搞不下去了。且不說上世紀整個60年代他一直在對我們邊境實行武裝襲擾，制造流血事件，破壞西藏穩(wěn)定；即使在他宣稱搞“中間道路”后，還制造了1989年的“拉薩事件”、2008年“拉薩3·14事件”那樣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豢養(yǎng)了像“藏青會”這樣公開主張“西藏獨立”和暴力恐怖活動的分裂主義組織。 即便如此，中央仍然希望他迷途知返，給予出路，誰叫他是過去國民政府認定的達賴喇嘛呢？中央的政策早已經婦孺皆知：只要達賴喇嘛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立場，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我們就可以就其個人前途問題進行接觸商談。于是，這就有了改革開放初期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2002年至今這兩個階段的接觸商談。2002年后的十次接談，我基本都參加了。 對于接觸商談，我們有兩個基本點。第一，對方的身份只能是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他的那個“流亡政府”，不管由誰當什么“首席噶倫”，都只是一個背叛祖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沒有任何合法性，沒有任何同中央的代表“對話”的資格。這個“流亡政府”所能做的唯一有意義的事，就是自我解散。達賴的接談代表當著我們的面從來不敢說自己代表“流亡政府”，而一出境卻經常以“流亡政府”代表自居，哄騙世人，這種做法很不體面，是對接談的蓄意破壞。第二，接談的內容只能是達賴喇嘛，頂多再加上他身邊一小部分人的個人前途問題，也就是說，是達賴喇嘛如何徹底放棄其分裂主義主張和行為，爭取中央和全國人民諒解，以解決其余生怎么辦的問題。我們根本不會與之討論什么“西藏問題”、什么“大藏區(qū)高度自治”問題。為了使達賴喇嘛進一步了解中央的態(tài)度，認識自己的錯誤，我們可以聽取其解釋，但目的僅僅在于檢驗他有沒有放棄分裂主張而向中央的要求靠攏。2009年的第9次接談中，達賴的私人代表交給我們一個“全體藏人高度自治備忘錄”，當場就被我們頂回去了。至今達賴集團還裝模作樣地說“等待中央答復”，我勸他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可是自2002年恢復后一階段接談后，達賴再次辜負了中央的希望，制造了包括2008年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破壞北京奧運火炬的傳遞、煽動西方國家抵制北京奧運會等等，企圖利用北京奧運會迫使我們讓步，當然他除了再次遭到慘敗，不可能有別的結果。2008年第9次接談后，達賴的接談代表眼看達不到目標，當場宣布，不再和中央談了，這已是他們繼1993年那次后第二次宣布不再接談。當然，誠如我們所料，這并不妨礙他們發(fā)現(xiàn)勢頭不對，幾個月后就再次請求中央接談。最近，中東不太安穩(wěn)，達賴本人及“藏青會”等興高采烈，好像機會又來了。他們這些人，永遠不會對形勢做出正確判斷，因而也就永遠不會采取正確步驟，也就注定不斷地倒霉、難堪。 關于接談，我們的立場還可以多說一點，就是我們絕不允許外國人插手。所有有關西藏事務，都是中國的內政，沒有外國人置喙余地。達賴集團一直企圖把外國人拉入接談，也有少數(shù)西方人自告奮勇，想加入進來充當“第三者”。我勸他們自愛，放尊重一點。 現(xiàn)在有輿論關心達賴偽政府換屆后，中央方面對接談將是什么態(tài)度。我明確地說，以上基本點是不會改變的。當然，如果達賴公開倡言“西藏獨立”、“武裝暴動”，那就另當別論了。 全國支援西藏 西藏也支持全國 記者：中央先后召開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說明了什么？ 朱維群：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就一個省級地域的發(fā)展先后召開五次專門的工作會議，據我所知，西藏是唯一的。為什么？ 第一，西藏屬高寒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特別艱苦，經濟社會建設面臨特殊的自然條件制約；第二，歷史上，西藏長期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社會發(fā)育程度嚴重滯后于內地；第三，達賴集團在西方反華勢力支持下，幾十年間不斷在境外從事分裂主義活動，企圖破壞西藏的穩(wěn)定，遏制西藏的發(fā)展，威脅我們國家的統(tǒng)一和領土的完整；第四，西藏有著漫長的邊界線，是我國同南亞次大陸國家的接壤地帶，西藏實現(xiàn)穩(wěn)定和發(fā)展，更有利于我們和南亞次大陸各國建立友好、合作、互利的關系，有利于形成對我們有利的國際周邊環(huán)境。這些決定了西藏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中，處在一個很特殊的位置，不但中央重視，全國人民也都清楚，所以才有中央關心西藏，全國支援西藏這樣一個大政策。 以對口支援為例，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中央各部門和15個省市對口援藏，為西藏建設了62個重點工程；2001年，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將對口支援西藏工作在原定10年的基礎上再延長10年，共有59個中央國家機關、全國18個省市和17戶中央企業(yè)對口支援西藏建設，其他省和自治區(qū)也參與其中，使對口援藏覆蓋到西藏所有地市和74個縣市區(qū)。“十一五”期間，僅對口援藏的資金就高達76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更進一步，明確對口支援各省市區(qū)每年拿出地方可支配收入的千分之一來支持西藏，有關各地自覺自愿地接受這個任務。這么多年來，大批內地干部離開父母妻兒，意氣風發(fā)地去西藏幫助建設。這些都說明，幫助西藏加快發(fā)展，已成為全國人民的一種自覺。 我們認為，西藏290多萬人民在得到全國人民的關愛和幫助的同時，也在支持著全國。且不說自古以來，西藏各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生態(tài)環(huán)境極其脆弱的雪域高原上，創(chuàng)造了獨具特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為國家守衛(wèi)了12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平解放60年來，更保持了如此廣大地區(qū)的發(fā)展和持續(xù)穩(wěn)定，日益成為國家重要的安全屏障、生態(tài)屏障、戰(zhàn)略資源儲備基地、高原特色農產品基地，以及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和世界旅游目的地。西藏各族干部和群眾在高原艱苦環(huán)境下表現(xiàn)出的崇高愛國主義情懷和艱苦奮斗精神，數(shù)十年來對全國人民都是一種鼓舞、一種精神財富。這些都是西藏對全國的支持。 西藏文化與內地文化水乳交融 記者：作為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fā)展協(xié)會的秘書長，請問您對西藏傳統(tǒng)文化怎么評價？ 朱維群：西藏的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千百年來，西藏文化和內地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比如，很簡單，你到拉薩看看布達拉宮和那些著名寺廟，它的金黃大屋頂和斗拱建筑樣式，像哪兒？當然是像祖國內地。你再看西藏的繪畫、舞蹈、雕塑，乃至醫(yī)藥、歷算、宗教等等，都能清晰看到千百年來內地文化的深刻影響。同樣，你在北京看看雍和宮，到承德看看外八廟，在五臺山看看菩薩頂，也都可以看到西藏傳統(tǒng)文化對內地文化的重大影響，看到西藏文化也為內地文化不斷輸入新鮮血液，包括新的內容和新的樣式。 西藏傳統(tǒng)文化又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分。雪域高原的特殊環(huán)境，藏民族在這一環(huán)境下形成的獨特精神風貌，加上對南亞次大陸文化的汲取，使西藏傳統(tǒng)文化有著極其鮮明的地域特色。唯其如此，在西藏和內地的交往當中，兩方面才能相互吸引、相互吸收，從而相得益彰。 記者：西藏傳統(tǒng)文化與社會主義新文化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 朱維群：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到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必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而發(fā)展，這是文化現(xiàn)象帶有普遍性的規(guī)律。西藏傳統(tǒng)文化到了今天，也必然要隨著時代的進步、人民整體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有所發(fā)展和進步，不會完全是老樣子。 毛主席說過，“清理古代文化的發(fā)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fā)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yōu)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qū)別開來。”西藏傳統(tǒng)文化產生于舊時代，必然帶有舊時代的烙印，必然有一些同封建農奴制相聯(lián)系的東西，這些東西應當也必然會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逐漸地改掉；而那些進步的、向上的、符合歷史前進方向的東西，則應當也必然會得到繼承和發(fā)揚。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還要不斷創(chuàng)造出過去所沒有的、反映新時代新社會的內容和形式，建設一種真正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并為他們喜聞樂見的新文化。 西方國家有些人，把舊西藏的舊文化說得無比神圣，一點兒也不能動，實際上是想把西藏封閉起來，禁錮起來，變成一個陳年老古董，使西藏人民在文化上永遠停留在一種落后甚至是愚昧的狀態(tài)，供他們這些人欣賞，使他們獲得心理上高人一等的感覺。達賴集團天天指責我們“毀滅”西藏文化，其實他們要恢復的只是封建農奴制下他們享有的文化特權。我們的文化是為了滿足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各族人民欣賞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滿足少數(shù)西方人種族優(yōu)越感和西藏少數(shù)昔日特權階層享受的需要。 今天我們國家的發(fā)展，給西藏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和廣闊空間。西藏文化在所有領域，比如語言文字、報刊廣播電視、建筑美術攝影、舞蹈歌曲服飾等等，都產生了很多過去所沒有的形態(tài)或品類，而且每一種文化形態(tài)都在迅猛地發(fā)展，都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結合的方向上闊步前進。中國幾乎每個地方的舞臺上、攝影展和畫展中都少不了反映西藏、體現(xiàn)西藏文化的作品，沒有一個專業(yè)或業(yè)余歌手不會幾首“呀拉索”“巴扎嗨”，而且受到民眾廣泛的喜愛。這一切，在舊西藏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fā)展協(xié)會責無旁貸地要順應這個歷史潮流，為西藏文化的發(fā)展，為它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影響的擴大，多做一些事情。同時我們也致力于讓全國其他的優(yōu)秀文化更多地進入西藏，為西藏各族人民所了解，所享有。（周愛明記錄整理） 來源： 編輯：鄧京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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