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音樂發燒友注意到，自2012年8月5日，昆明大部分音像店又開始營業，此時，距離它們集體歇業已近一個月。

在絕大部分市民心中，音像店集體歇業波瀾未驚。幾乎所有受訪的店主都對停業原因諱莫如深。

追尋這次音像店集體歇業的原因，更像是一次對實體音像店的懷舊之旅。

面臨打擊盜版和網絡下載的雙重夾擊，音像店日薄西山的現狀，已是不爭的事實。正與時代漸行漸遠的實體音像店，該如何轉型？

現象 城區音像店進入“隱身模式”

花鳥市場深處有一家當天唯一在營業的音像店，離這家音像店不遠，一個賣飾品小攤上，陳列著一些碟片，上面寫著汽車專用CD。

李先生玩了21年CD音樂，是一位資深音樂發燒友。今年7月20日，他在昆明的街頭尋找音像店，一路從昆明主城區尋到關上、馬街、北市區……結果發現：昆明音像店九成關門歇業。

7月22日，民航路中段一家音像店大門緊鎖，掛著“鋪面轉讓，有意者面談”；白龍路一家過去常有人光顧的音像店也關門了；在新迎小區白云路一家歇業的音像店，張貼的影視宣傳畫已被清理，沒了過去熱鬧的景象，但依稀可見歇業前的規模。

在正義街花鳥市場，市場深處有家很小的音像店在營業。音像店里四個貨架上分別擺放著音樂碟和故事碟，門外還零散放著一些。“我不曉得什么情況”，老板勉強擠出微笑，“別人不營業是別人的事兒，我管不著”。老板娘將門外的碟片收拾進店內，隨后就把卷簾門緩緩拉下。

這是花鳥市場當天唯一在營業的音像店，離這家音像店不遠，一個賣飾品小攤上，陳列著一些碟片，上面寫著汽車專用CD。

而在丹霞路上的一家音像出租店也貼上了暫停營業的告示，“平時生意很不錯”，旁邊一家商鋪的老板說：“為應付檢查，店主已關門快一個星期了，這種狀況還將持續半個月左右。”很多居民陸續反映，小區附近的音像出租店都關門了，有少數幾家會在晚上開一段時間。

原因 多部門專項整治引發連鎖效應

一名店主說，“附近音像店賣的大多是盜版碟，一聽到什么整頓消息，就會關門避風頭，反正生意也不是很好，停業幾天影響不大”。

城區大部分音像店為什么都關門了？

“是公安局經偵支隊進行了整頓，才導致一些音像店關門。”市文化廣播電視體育局一名工作人員透露，“除非音像店觸及到非常嚴重的法律法規，一般情況下，文化局不會采取關停這么嚴厲的處罰。”

7月16日， 西山警方在新浪微博上發布“警訊”：近日，西山分局經偵大隊分別在船房村、楊家地村、馬街、車家壁等地搗毀非法經營音像制品窩點13個，現場查獲盜版光盤12000余張，抓獲嫌疑人20人。

在全國“掃黃”辦暗訪組對昆明市出版物市場進行明察暗訪，并通報存在的問題、提出整改建議后，7月31日，昆明市文化廣播電視體育局發布的《昆明市落實全國“掃黃”辦工作要求》顯示，7月24、25日，由昆明市“掃黃打非”領導小組辦公室牽頭，聯合其他職能部門在同一時間對城區出版物銷售點進行了專項整治。

昆明市“掃黃辦”一位不愿表露身份的人士透露，“經偵大隊聯合多部門開展了一次破案會戰，收繳了大量的盜版光碟后，‘掃黃辦’才開始參與鑒定工作，但也只是小部分，大部分的盜版光碟被送到了市里，截至目前，繳獲的盜版光碟還沒有鑒定完。”

歇業近一個月的音像店重新開業，其中緣由，店主們大都避而不談。

“關門個把星期太正常了”，圓西路星旗音像店隔壁商鋪的一名店主說，“附近音像店賣的大多是盜版碟，一聽到什么整頓的消息，就會關門避風頭，反正生意也不是很好，停業幾天影響也不大”。

昆明這次音像店集體停業并不是個例，早在2002年的杭州、2006年的長春，音像店都曾因出售“非法出版物”，在執法部門進行專項打擊時，出現不同程度的集體歇業事件。（冷文軍）

沖擊 正版無力對戰盜版和互聯網

楊奎峰的正版音像店“經營慘淡”，他始終沒有屬于自己的一間房更沒有一輛車，而同一時期很多做盜版的人早已開上了寶馬。

李先生高中開始愛上CD音樂，到處淘碟是他多年不變的樂趣，他見證了CD在昆明的出現、興盛和衰敗；楊奎峰，一名經營了17年正版CD的店主，深刻體會到盜版和互聯網的雙重夾擊下實體音像業的艱難。

李先生印象中，90年代初，CD在昆明開始出現，一張不少于80元，只有少數高收入家庭才有能力購買。

到90年代中期，市場上已出現盜版，13元就能買到一張，李先生回憶說，“盜版CD選擇面更廣，價格更低，很多消費者都愿意購買”。

在盜版的強烈沖擊下，1995年，楊奎峰決心開一家“只賣正版CD的音像店”，多年來，他一直堅持著。回憶起剛開店的那段時間，他說，“來往的大多都是音樂愛好者和音樂發燒友，其他類型的顧客卻很少見。”

90年代末期，盜版已經很猖獗了。楊奎峰的音像店“經營慘淡”，他始終沒有屬于自己的一間房更沒有一輛車，而同一時期很多做盜版生意的人卻早已開上了寶馬，住上了豪宅，他打趣地說，“每次見識到我的頑固，他們都要嘲弄我一番”。

進入21世紀，互聯網的迅猛發展讓音像市場雪上加霜，各種數字化的東西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MP3、MP4等輕便簡單的播放載體受到很多年輕人的追捧。

跟李先生相反的事，妻子鐘情于數碼產品聽音樂，對音樂ＣＤ并不感冒。李先生曾花了3000多元買了一個索尼ＣＤ音樂播放器打算送給妻子作為圣誕禮物，妻子卻并不領情，反而說想要一個MP3。

楊奎峰說：“10多年過去了，音像店不少忠實的老顧客，受網絡的影響開始慢慢流失”。盜版的猖獗和互聯網迅猛發展的雙重夾擊下，實體音像店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經營舉步維艱。

困境 實體音像店錯位優勢不再

以往音像店占據渠道優勢，多少能讓消費者享受些先聽、先睹為快的優越感，但這些優勢幾乎一夜之間消失殆盡。

如今的音像店，遭遇著相比實體書店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生存困境。

剛剛大學畢業的李勇，想買一張老CD送給同學，但跑了幾家音像店都沒有找到。來到新知圖書城后發現，原本位于一樓的音像制品專區被移到了二樓，店面也比原先小了不少。

興苑路，一家叫“天堂鳥音像店”的卷簾店門緊閉著，“這家店已經轉租出去十多天了”，旁邊一家咖啡館老板張女士說，“之前的生意好像還不錯，在CD愛好者中很有名氣”。

張女士平時喜歡聽歌看電影，不過都是通過網絡下載或是去電影院，“正版CD一張就八九十，太貴了”，她笑著說。走訪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類似“天堂鳥音像店”這樣已經轉租出去的音像店不在少數。

“音像店行業萎縮和唱片業的興衰也有很大的關系。”建設路一家小型音像店的負責人說，現在流行歌手唱片的發行量整體下降，唱片業不好做，作為下游產業的音像店自然也吃不飽。

盜版的橫行霸道，音像制品經營商不斷地站在版權保護的隊伍里搖旗吶喊，但 “錄音制品出版三個月后不經授權即可翻唱”的著作權法草案一經公布，仿佛是在音樂界投下一枚重磅炸彈，各種質疑聲不絕于耳。盜版和網絡的雙重夾擊，讓像楊奎峰這樣堅守時間更長的店家對版權保護有了不一樣的感悟。

“十米一個，百米一打的繁盛景象一去不復返，附近就只剩兩家單體店了。”楊奎峰的音像店在北京路頤高數碼城麥登高數碼廣場4樓，音像店走過了十余個春秋，店內四周擺放著CD展示柜，中間接近三分之一的空間被辟為茶室，“單靠音像業務連房租都掙不夠，嘗試著連帶做做音響出售生意，往后也不至于淪落到出路全無的地步。”

音像店為何不再受待見？楊奎峰將網絡和數字音樂的沖擊看做“罪魁禍首”：以往音像店占據渠道優勢，多少能讓消費者享受些先聽、先睹為快的優越感。APE等無損數字音樂格式的出現、外省乃至海外進口CD網購便捷程度的提升，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令這些優勢消失殆盡。“私家車多起來,車載CD還算是近期有市場的銷售類別，但隨著車載MP3播放器的普及，最后的這塊防御陣地恐怕也將淪陷。”說到這楊奎峰聲音更加低沉。

從“余音繞梁”到看似體面的“茶香滿室”，楊奎峰感覺自己這家小店的變遷就是北京路乃至昆明城區音像制品經營商整體發展命運的一個縮影。

出路 音樂人音像企業都應轉型

楊奎峰認為，音像業的出路就是電子商務之路，“未來的音像市場必然呈現傳統的音像店、網絡圖書音像店和數字音像網站三足鼎立的格局。”

國家幾乎每年都會開展打擊盜版的專項行動，但往往收效甚微。“雖然有關部門每年都會對盜版進行一些專項打擊行動，但針對性不夠強”，楊奎峰說，“不應該僅僅打擊那些涉黃涉黑的光碟”。

作為音像企業，由于其層層加價落后的分銷制度，再加上出版商和發行商為牟取暴利通過行業壟斷制訂了過高的價格，遠遠超出消費者的承受能力，才給盜版產品的猖獗制造了機會。因此，打擊盜版不光需要“堵”，還要靠“疏”，需要音像企業從自身尋找解決辦法，真正將正版產品的價格降下來。

“面對盜版和網絡的雙重夾擊，音樂人必須轉變思路。”李先生說，“音樂人也應接受新鮮事物，選擇音樂呈現的載體時，70%可利用網絡，30%利用CD呈現，并且要加強網絡技術，讓網絡音樂只支持一次轉載，不能進行二次傳播。”

而音像店也應找到明確的市場定位，避開高昂的房租，向成本更低、管理更為規范的店中店轉型。店中店銷售平臺借助商場超市的柜臺，一方面設計更加緊湊與合理，另一方面消費者在購物的時候可以順便看碟、買碟。

楊奎峰認為，音像業的出路就是電子商務之路，“未來的音像市場必然呈現傳統的音像店、網絡圖書音像店和數字音像網站三足鼎立的格局，只不過資源配置將更加合理，發行流通也將更加市場化。”試探性地在網絡上進行數字產品的發行及營銷，整個過程不涉及現金，不涉及實物，是一種借助科技進步的完全數字化的產品營銷新模式。

專家解讀

音像業應利用新媒體

張宏雷律師：從事版權法律工作十多年，資深電影和唱片發燒友，代理過多起影視版權訴訟，如亮劍、殺破狼、集結號，也代理過張惠妹MTV訴昆明各KTV系列訴訟，國內唱片、電影多年來的興衰起落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之一。

都市時報：您怎樣看待盜版對CD業的影響？

張律師：盜版對正版唱片的打擊相當于慢性毒藥，目前的市場惡果已經可見，正版市場已萎縮到微乎其微，國內正版CD本來已經堪稱廉價（均價30元-50元），去年我在香港最大唱片店HMV看到，CD均價200港幣。昆明各音像店，CD以盜版為主，版權人無分文回報，惡性循環，內地唱片業實際上變成了“盜版業”。

都市時報：網絡的出現對音像業產生了多大的沖擊？

張律師：網絡對于正版的打擊相當于癌癥。2006年我去參加過在廣東音像城舉辦的中國音像博覽會，盛況空前，現在看來是網絡癌癥惡化前的回光返照，今年廣東音像城已基本歇業，記得當時文化部還在會場舉辦了一個打擊盜版成就展覽，現在看來，網絡可以舉辦一個消滅正版和盜版成就展。據我觀察，在很多中小城市，網絡把盜版都消滅了，當地的小孩子都知道，要看電影，上網去。

都市時報：對盜版頻繁的打擊為何仍收效甚微？

張律師：打擊不利的原因在于雷聲大雨點小，著作權相關法律理論正確，但執行疲軟。最重要的是我國對公民財產權等“實權”的法律保護尚且未充分重視；對作為“虛權”的知識產權保護無迫切性。盜版猖獗根本原因在于對著作權保護的不在乎、不重視。傳統觀念里，普通百姓有“竊書不算偷”的模糊認識，以偷竊為恥，但不以盜版為恥；而在國外，“盜版等于盜竊”，已經深入人心，法律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都市時報：音像行業該怎樣突出重圍？

張律師：音像業應當利用新媒體和現代支付手段，參考蘋果、亞馬遜等國外版權交易新體系，改變國人不愿意、不方便為唱片付費的傳統意識。當然，如果沒有國內著作權政策司法的重視，盜版特別是網絡盜版在中國只會越來越不可收拾，唱片業可能一蹶不振，甚至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