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抗日反蔣，并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這對紅軍打破第五次“圍剿”是一個有利的機會。但“左”傾領導人繼續把中間派看成最危險的敵人，不肯在軍事上同第十九路軍進行配合，結果使紅軍坐失良機。蔣介石在打敗第十九路軍后，完成對中央根據地的四面包圍。

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這次全會不顧敵強我弱和第五次反“圍剿”的不利形勢，宣稱中國革命進入到“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階段，把“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推向頂點。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為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

“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的惡果，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廣昌。經過十八天血戰，廣昌失守。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根據地腹地，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8.6萬多人撤離根據地，踏上向西突圍的征途。此前，為了宣傳和推動抗日，調動和牽制國民黨軍隊，還組成以方志敏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隊，但這支深入敵后的孤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方志敏被俘后，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義。

黨的六大后，革命運動出現復興局面。由于中共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國國情、卻得到共產國際信任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手中，結果導致除陜北以外各根據地的丟失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組織的嚴重破壞，給黨和紅軍造成巨大損失。這個教訓是慘痛的。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開辟，以及有關這條道路的理論的初步闡明，是同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作斗爭的結果。毛澤東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在《反對本本主義》文中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深刻闡明了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原則的極端重要性。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因為堅持這樣一條思想路線，善于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所以才能夠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表現出革命的首創精神、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深遠的戰略眼光，提出關于中國革命發展的戰略思想，從而為中國革命指明正確的道路。盡管革命的發展還會遇到挫折，但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最終走向勝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