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行政力量的推動下，各個學校僅僅用家長簽字的一張訂書單，就可以順理成章地繼續進行著“統一征訂”。除了各教輔出版社外，當地教育行政部門、新華書店、學校也在理所應當地分食著其中高額利益，在清晰可見的教輔書暴利產業鏈條下，本應干凈的義務教育產業，正面臨著被蠶食和破壞的巨大危機。(6月1日《經濟參考報》)
對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門而言，教輔材料無疑是一塊“唐僧肉”，因此，他們總會“有條件利用條件，沒有條件創造條件”，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規則演繹得淋漓盡致，在“權力分紅”中充當“帶頭大哥”。正因為這樣，國家的三令五申就逃脫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尷尬，遭遇“中梗阻”“硬抵制”和“軟強制”，中途夭折。
壟斷產生暴利。產值達500多億元的教材和教輔市場，對誰都是一個誘惑。為了分一杯羹，相關部門和人員容易鋌而走險，置國家嚴令于不顧，違規操作。所以，盡管教育部等部委明確規定：嚴禁將教輔材料納入《教學用書目錄》、印發教輔材料《推薦目錄》、搭售教輔材料以及強迫學生購買教輔材料；但安徽省教育廳依然我行我素，定期向全省公布《安徽中小學學生作業目錄》，自行其是。“嚴格禁止”遇到了“推薦使用”的“中梗阻”，“一刀切”的執行就被套上了“自愿購買”的遮羞布：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門以行政規范的形式，推薦輔導用書目錄，把“硬規定”變成“軟介紹”，其實就是一種默許和壟斷，是一種“軟強制”；另一方面，學校和教師，采取“課內損失課外補”，對課堂內的內容打上折扣，以轉接到推薦的教輔上，變相逼迫家長和學生購書，則無疑是另一種“軟強制”；同時，再加上“自愿訂書單”這樣的程式性完善，“被自愿”下的教輔征訂，更具有了形式性的欺騙和表面上的迷惑。
名義上是“自愿”，實際上“強制”，這是一種無恥權力。與“蠻橫無理”相比，“被自愿”更具有程序上的正當性和手段上的隱蔽性，是一種隱性的“軟暴力”，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很容易逃避責任追究和制度處罰。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甚至還可以用一副無辜樣示人——家長學生自愿，與我們何干？我們可以管住自己，難不成還能管住家長嗎？
從某種程度上講，“軟強制”比“硬抵抗”更加可怕，這就好比慢性毒藥和急性毒藥，前者隱藏無形，后者立馬見效。盡管都是對政策的抵制，但“軟強制”更難被發現和舉報，從而逃過打擊。“軟強制”是利益集團在權力自肥的同時，采取的一種迂回戰術和規避策略，其違規操作的實質沒有改變。沒認清這點，就難以斬斷教輔書暴利產業鏈，甚至陷入打而不死的局面。
（來源：新華網教育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