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來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之后，“農民工子弟學校”在一線城市成為歷史，北京放開義務教育階段外地生學籍、上海“關停并轉”農民工子弟學校等措施，被輿論認為是一線城市試圖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風向標。義務階段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看似有了一個政策性的長期解決路徑，盡管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高考平權等問題上依舊裹足不前，但畢竟是在“扭秧歌”式地前進。但，非義務階段的學前教育呢？數據顯示，在入園難、入園貴的背景下，收費低、沒有正式注冊的“山寨”幼兒園已經達到1298所，數量超過北京市注冊的1266所幼兒園。（《工人日報》6月17日）
姑且不論報道中所用的“山寨”一詞是否妥當，1298：1266，從這個總量上已經超過正式注冊的幼兒園的數字比較重，已經可以推導出，北京這個流動人口龐大的城市中，同樣存在數量龐大的戶籍外的流動兒童。那么，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這些與農民工父母一起常年生活在北京的流動兒童，他們是否應該享受到同樣的學前教育資源？這種制度性的不公平如何才能得以破解？
幼兒園的學前教育，不是簡單地把孩子們集中在一個有圍墻的院子里，只負責看護與安全，在教育學者眼中，學前教育甚至可能比義務階段的教育更重要，它對兒童的人格、性格、行為習慣、學習習慣等許多方面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學前教育的差距，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個起跑線不平等的差距。一個城里的孩子，可能糾纏著父母在假期去“看世博，知世界”；而一個菜販的小孩子，卻可能在青菜堆中跳來跳去度過他荒蕪的孩童期。這就是差距。
但一個菜販的兒子和一個城市白領的兒子，在承載一個家庭未來預期上卻是沒有區別的。記者在對流動兒童的調查中，翻看農民工家長的日記，發現實際上外來務工人員對孩子有著比較高的成才預期。在多數家長眼里，為了孩子的成才，“砸鍋賣鐵也值得”。
但制度性障礙的破除遠大于經濟所帶來的壓力——“園方上來就問你是外地的還是北京的？外地的馬上就說滿了，誰讓咱娃不是北京人。”戶籍制度附帶的機會不均等，從一開始就讓一個國家、但身處藩籬內外的孩子們在教育機會方面拉開了差距，站在了兩種人生境遇的起跑線上。出生成長于湖南農村的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在回憶自己的人生歷程時說，制度性的障礙，使得城市、農村在素質方面、機會方面的鴻溝越來越大，這就是農村跟城市比，在過去二十年遭遇越來越差的原因。（《陳志武說中國經濟》）同樣的，即便農民工子女從小便生活于他們父母親手一磚一瓦建設的繁華都市，但由于制度性的障礙所制造的不公平，他們日后與同齡的城市孩子的差距也將越來越大。制度一日不破解，便愈加堅固一日，直至創造出一個菜販的兒子日后仍舊只能賣菜的無解人生來。
具體到這則北京市以招收農民工子女為主的山寨幼兒園數量超過正式注冊幼兒園的新聞來說，其中還有國家對學前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學前教育優質資源嚴重不平衡的事實。類似“近百位家長連排3天隊爭5個幼兒園招生名額”的新聞，也不僅僅出現于北京一地。如果在體制內連城市戶籍的孩子都有上幼兒園難、上幼兒園貴的難題，農民工子女的學前教育問題如何指望眼下的格局解決？
數量龐大的流動兒童學前教育問題，是不可能寄托于現有的1266所“正版”公立幼兒園的。現實性的解決之道，是承認并規范這1298所非正規的“山寨”幼兒園，如同當年將打工子弟學校規范入當地的正規教育體系一樣。這是一種客觀公正的態度。只有承認其價值，山寨版幼兒園才能突破目前的發展困境，讓越來越多的流動兒童得到同等的學前教育。
有時候，我懷疑目前火熱的“城市化”是否是一個偽概念？如果它意味著農民工蓋起了越來越高的房子，自己卻只能蝸居在偏遠的城郊；如果它意味著農民工每日為我們供應新鮮的蔬菜，自己的孩子卻只能與父母一道摸爬于混亂的菜市場、與五彩的玩具和朗朗的兒歌無緣，我真的懷疑“城市化”最終的意義到底在哪里？幾年前，一群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登上了春晚舞臺，他們的詩朗誦成為當年感動無數觀眾的節目。難道，我們還要再讓山寨幼兒園的孩子們再上一次春晚，再感動中國一次嗎？
（來源：新華網教育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