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記者在山東建筑大學調查時發現，該校學生在學校的要求下，簽訂了《山東建筑大學教育管理與學生自律協議書》。其中約定學生出現自殺、自傷等情況時，“學校已履行了相應職責，行為并無不當的，不承擔法律責任”。
學生出現自殺、自傷等情況時，“學校已履行了相應職責，行為并無不當的，不承擔法律責任”，這樣的規定從字面意義去理解，似乎并無不妥，而且這樣的語句本身就是《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的原文。但如果深入去想一想，這種學校與學生簽訂的協議，確實與古代俠義小說中“生死兩不追究”的“生死狀”有異曲同工之處，這樣的“生死狀”竟然出現在現代的文明語境中，出現在承擔著教書育人重要職責的校園里，實在讓人難以茍同。
學校與學生簽訂“生死兩不追究”的“生死狀”，這本身就是對教育責任的一種逃避。學校是對教育對象實施教育的特殊場所，教育是其所有針對學生的行為的唯一原則和目標。對于教育自身而言，其行為是特殊的，對象是特殊的，效果的追求更是特殊的。教育的存在基礎和責任是什么？就是要通過特定的場所實施特定的引導塑造手段，讓受教育對象在身心諸方面獲取質的發展，進而達到能適應社會對人才需求的標準。任何一個細節，任何一個行為，任何一種方式和方法的選擇，都必須堅守在教育上述責任的基礎之上，而不能有絲毫的回避和推諉。
反觀“生死狀”，學生出現自殺、自傷等情況時，只要“學校已履行了相應職責，行為并無不當的，不承擔法律責任”。那么什么是相應職責？很簡單，就是教育學生要安全行為、安全行事、安全生存。但對于學生出現自殺自傷行為而言，其心理原因、生活外因以及情商責任等，則是無一不與教育息息相關的。如果教育僅僅限于表面意義的教育疏導，而忽視了精細化原則和對受教育對象的細微人性關注，那么即便看起來履行了相關責任，本質上還是對自身職責的一種弱化和褻瀆。如果教育僅僅停留在完成表面任務式的立場之上，那么這本身不僅不符合教育的責任要求，而且只能是一種惰性的教育管理行為和教育思維，這不是對教育責任的逃避又是什么呢？
《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是以法律名義對校園傷害事故處理的規則性標準，但制定這個規則性標準，只是為了處理實在是難以預防的校園傷害事故及其產生的后果。對于校園管理和教育而言，最大的原則是避免校園傷害事故發生，依法處理只能是不得已的善后之為。即便在《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規定符合“學生自殺自傷”的，如果“學校已履行了相應職責，行為并無不當的，不承擔法律責任”的規定，但這只能是善后中的責任劃分依據。而簽訂“生死狀”卻是把不得已而發生、人們普遍不愿意面對的結果擺在前面，把責任放在既成事實之后，這不能不折射出校方管理的避害趨利心態和自我保護意識，這豈能是教育管理的目標和教育責任的解讀？
學校的教育責任是具體的，但更是富有職業原則和要求的，這就是必須以服務學生全面健康成長為唯一原則，如果背離了這個原則而去謀劃如何開脫責任和回避矛盾，如何明哲保身和事先責任預防，而不是安全預防，那么這只能是一種畸形的教育責任觀。
（來源：新華網教育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