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下午，網絡名人齊聚央視新址演播廳，對話暢談網絡名人的社會責任。大家一致認為，網絡名人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傳播正能量。達成共識，共守“七條底線”：一是法律法規底線；二是社會主義制度底線；三是國家利益底線；四是公民合法權益底線；五是社會公共秩序底線；六是道德風尚底線；七是信息真實性底線。（2013年8月11日人民網）

筆者認為，“七條底線”是中國網絡參與者達成的初步共識，是網絡管理者與廣大網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可以被看作中國特色網絡社會有序發展的最低標準以及規范網絡行為的基本準則。眾所周知，網絡社會公共秩序行為的主體是網民。與傳統社會的公民相比，網民具有身份的雙重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身份的雙重性表現為網民在網絡世界以虛擬的身份出現，其行為的空間較大，瞬間可以走遍世界，而且發表言論的門檻較低，自由度很大，導致不確定性隨時存在。事實上，一些危害國家安全與利益、破壞法律法規甚至擾亂社會秩序、侵害人民合法權益的網絡謠言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性，使得全社會深受網絡謠言之苦，并為此付出了一定的社會成本和代價。所以，網絡法制化、規范化管理的呼聲越來越大，各國紛紛行動起來。

世界上一些國家的網絡信息化法律已相對健全。20世紀90年代初，德國政府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對網絡行為進行規范的法律——《信息與通信服務法》，內容是嚴禁網絡傳播色情和新納粹思想。1997年，德國又頒布了《多媒體法》，該法禁止傳播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以及他人基本權利的內容，并對網絡傳播進行了更為細致的法律限定。作為互聯網的發源地和當今網絡應用率最高的國家，美國網絡立法體系包括聯邦立法和各州立法兩個層次。目前已建立起六大網絡安全專職機構，形成各級法律法規130多項。從內容看，美國主要的互聯網法規《電信法》提出，美國網絡立法需要確保的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未成年人、知識產權及計算機安全。德國是第一個實施網絡立法的國家，而韓國則是第一個專門為網絡審查立法的國家。1995年，韓國出臺《電子傳播商務法》，授權信息通信倫理委員會對有害的網絡內容進行審查，該部門也成為世界上最早的互聯網審查機構。

與西方和亞洲發達國家的網絡規范與管理方面相比，中國規制、約束網絡空間秩序與行為的法律法規當前還不完善。通過了解其他國家網絡管理的經驗，我們不難發現，“七條底線”里面的內容大體上與發達國家在網管工作上所重點強調的地方重合，這充分說明了突破“七條底線”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可容忍的。

此外，近年來，涉及網絡的糾紛和案件層出不窮，暴露了我國法律治理中存在的灰色地帶與空白空間。國內廣大網民或網絡媒體在進行輿論監督過程中，可能會造成監督失實、侵犯他人隱私、干預司法獨立、影響社會穩定等不良后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相關的法律規章制度來規范、制約網絡輿論的監督行為。因此，制定關于網絡監督的法律法規，讓監督行為有法可依，勢在必行。

縱觀中國現今的網絡社會，各種嚴峻挑戰仍不可小覷。一是反華的敵對勢力將網絡作為直接挑戰我國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主要工具；二是西方國家利用網絡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企圖進行“和平演變”，達到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險惡目的。在這種外部大環境下，我們更需要站穩腳跟，堅定立場與信念，運用“七條底線”這類共識和標準來為國內網絡社會保駕護航，始終使網絡這個代表時代發展與進步的火車頭奔跑在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正確軌道上。唯有這樣，中國網絡的發展之路才會越走越寬廣。（作者 黃碩）